算无遗策的未婚妻
曾有一名男子致信报馆，询问未婚妻是否有权继承未婚夫的全部遗产。在当时的报刊版面上，此类信件不过是寻常市民偶发的微末顾虑，同商业广告与街坊琐闻杂处一处。来信署名为亚历山大·赫姆斯多夫。此人纯属子虚乌有。借这一化名提问者，实为萨克森布兰德镇镇长之女格蕾特·拜尔；而在这一纸看似寻常的法律咨询背后，一份原主从未口述过只字片语的伪造遗嘱，已悄然成型。
1908年6月29日，二十二岁的格蕾特受审于弗赖贝格巡回法庭。死者名为库尔特·普雷斯勒，年三十四岁，系开姆尼茨的一名工程师。他原本以为自己正在筹备婚礼，未曾想女方筹划的却是他的死期，乃至他死后的种种“交待”。这桩案件实由两重相互咬合的罪行构成：其一在于除掉一个活人，其二在于为其编造一套人生，使其横死显得合情合理。
二人之间横亘着汉斯·默克尔——一名年轻的商业雇员，格蕾特于1905年2月的舞会上与其相识，并私订终身。次年，她结识了普雷斯勒；相较于默克尔的拮据窘迫，后者的体面身家无疑更能迎合一个正派门第的期许。婚约几经毁弃与重续，门面上的体统终得维系；然而帷幕之后，暗流从未平息。格蕾特仍暗中与情夫往还，源源不断地接济其钱财，并许下一个唯有普雷斯勒身死方能实现的未来。
若就此将各人草草归类，未免过于轻巧：一位身不由己的少女、一名专横贪婪的诱惑者、一个碍手碍脚的未婚夫。庭审彻底击碎了这种刻板定式。格蕾特指控默克尔以揭发其堕胎相要挟；默克尔则断然否认勒索，力图推卸罪责，将私情描摹得轻描淡写。法官席前，二人各执一词，竭力加重对方的罪责。唯有一点确凿无疑：对金钱的渴求，早已驱使格蕾特滑向了远甚于情场欺瞒的深渊。
纸糊的意大利妇人
老族戚克勒纳夫人积蓄颇丰，留有一本储蓄存折。格蕾特串通一名助产士盗取证券，随后化名埃尔娜·克勒纳前往银行提款。1907年5月初，默克尔便收到了数千马克。她送入情夫手中的巨资各有其主；但在格蕾特眼中，这般麻烦似乎只需换个笔迹签字便可迎刃而解。
正是这一惯用伎俩，让她为普雷斯勒“安排”了一位意大利原配。这位自称莱奥诺拉·韦罗尼的女子在信中哭诉隐婚之苦、身世之悲，并扬言要掀起轩然大波。然而，莱奥诺拉不过是格蕾特虚构的化身。这名年轻女子分饰两角，一手导演了自己未来的“不幸”：她既是蒙在鼓里的受害未婚妻，而死者则是旧日孽缘败露、万念俱灰的绝望汉。如此一来，自杀便绝非无端之举，案头留下的累累书信，自会成为合情合理的催命符。
这一处心积虑的伪造，亦暗藏现实的图谋。一份伪造的遗嘱将普雷斯勒的名下财产尽数归于格蕾特。众目睽睽之下的哀戚，终将顺理成章地兑现为遗产。双重机关互为表里：意大利原配解释了死因，伪遗嘱则奖赏了未婚妻；只要无人追究这两笔字迹背后是否另有隐情，这套说辞便天衣无缝。
1907年5月13日，格蕾特前往开姆尼茨。普雷斯勒出门迎候。在寓所内，他忙着张罗咖啡与奶油，殷勤备至，尽显寻常探访时的温存。格蕾特诱他饮下鸩毒。待其瘫倒，她随即拔出手枪补射一弹，并将现场细致伪造成自杀绝境。信件与伪遗嘱俱留于案几之上。入夜，她已踏上返回弗赖贝格的归途；罪愆已被反锁在异乡紧闭的门扉之后。
翌日，女佣罗贝尔夫人发现了尸身。赶赴现场的警官起获了手枪与案卷。几位邻妇虽曾听闻枪响，却未曾料到其出自工程师之室。一切波澜不惊，格蕾特的构陷看似天衣无缝。尸身、凶器、一段隐匿的婚史——相较于怀疑那位悲痛欲绝的受害新娘，顺理成章地接纳“自杀”之说显然省力得多。
死者可曾知晓自己的“生平”？
5月16日，普雷斯勒的遗体火化。尸身的消泯断绝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复核线索，其代价日后方显。死者的母亲与胞弟起初全盘接纳了现成的说辞。格蕾特堂而皇之地收走了寓所内的遗物；工程师戛然而止的生命，随之被拆解为杂乱的遗念、遗物与冗长的遗产继承程序。
然而，那段凭空捏造的意大利往事，却有着即便最高明的伪信也无法弥合的破绽：它的存在，仅囿于那些纸页之中。死者的一位胞妹疑窦丛生。其友人赫尔佐克更是无法在这一突如其来的生平中辨认出挚友的影子。至于死后被祭出的“火葬遗愿”，亦与友人记忆中工程师的心意截然相悖。纸面上的字句看似严密工整，但那些熟知亡者的生者，却始终无法从中辨听出死者生前的声息。
另一道缺口亦被撕开。克勒纳夫人遗产侵吞案败露，格蕾特身陷囹圄。其混乱的财务勾当牵扯出了默克尔；而顺着默克尔的供述，格蕾特早前对普雷斯勒命运的谶语浮出水面。侦探芬德里希获悉，早在案发前，格蕾特便已向情夫预言工程师将自绝于世。“自杀”之论不再是惨剧发生后的偶然发现，而是早有预谋的既定排演。
羁押期间，格蕾特笔耕不辍。她经由默克尔之母等人向情夫暗度陈仓，一面请求施援，一面构想移花接木的托辞，甚至企图除掉另一位染指克勒纳遗产的姑母。对于诸般密谋的细枝末节，二人口供时有龃龉；然而那一封封白纸黑字的密函，却比二人刻意修饰的记忆更为确凿地坐实了罪证。
默克尔最终将信件尽数呈交警方。这一举动粉碎了格蕾特最后的依仗：她口口声声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如今竟亲手执其亲笔信为凭，反戈一击。辩护律师诺尔博士告知她信件已落入法网。经过数轮长谈，格蕾特终告伏法。未婚夫何尝背叛于异国妇人；夺其性命者，恰恰是眼前这位自诩惨遭背叛的新娘。
判决者与求情者
1908年6月5日的初审已就侵占财产罪作出判决，谋杀重案的审理接踵而至。格蕾特供认了投毒、枪击、伪造文书及其全部图谋。法官得以将起初看似毫无瓜葛的线索逐一串联：负债累累的情夫、远亲的存折、虚构的意大利笔友、遗嘱与手枪。
然而庭审并未因此变得明朗。预谋的轻重、责任的归属，以及默克尔涉嫌施加的胁迫，仍需细致权衡。默克尔出庭作证时谨小慎微，唯恐深陷其中；司法精神病专家的鉴定则表明，被告人的精神状态不足以构成免责事由。辩护方极力强调其青春年少、情感依附以及案发前后的情状，力图在公众早已勾勒出的冷血毒妇与这桩骇人罪行的真正元凶之间，划出一条界线。
陪审团最终裁定格蕾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然而，正是同一批陪审员，随后又全票提请特赦。这两项裁决之间的裂痕，道尽了判决所无法消解的伦理困局：裁定蓄意谋杀成立，并不等同于裁决者决意将犯人送上断头台。这份特赦请愿书呈递萨克森国王，却最终遭驳回。
1908年7月23日，格蕾特·拜尔在弗赖贝格监狱天井内走上断头台。其母曾获准与其诀别；律师与狱中牧师陪伴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刻。临刑前她异乎寻常的沉静，再度沦为世人咀嚼的话柄。诺尔律师视其为宗教慰藉的抚慰，旁人却执意将其附会为冷血麻木的又一铁证。即便行至生命尽头，她的每一举动，仍旧任由那些早已预设结论的人随意曲解。
至于普雷斯勒，他险些被彻底湮没在一段全然虚妄的伪造人生之下。这或许正是此案最为诡谲之处：为了攫取其财产与性命，格蕾特甚至企图吞并他的过去。所幸数位至亲拒绝在这幅伪画像中承认他们的亲人。在铁证般的遗嘱与信件面前，家属的异议起初看似微弱不堪；然而正是这微茫的疑念，将司法调查引向了最根本的拷问：众人深信不疑的故事，究竟出自何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