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帽匠奔出门时甚至来不及套上鞋袜。方才有人通风报信，一名体面绅士抢抱走了他的孩子；其妻早已先一步追赶而去。1820年6月17日，在圣朗贝尔与里昂之间的索恩河两岸，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每一个探问来的线索都迫使追者多走一段弯路。几名工匠曾目睹拐匪掠过，那人登船横渡对岸，继续奔逃。制帽匠贝尔捷穷追不舍，直至气力耗尽。便在此时，蒂尔西特桥方向传来的呼喊令他猛然振作。拐匪正藏身于一家咖啡馆内。盛怒的父亲手持木杖冲入店中，臂膀被人死死扣住。逃犯趁乱窜入一处门廊窄巷，然而这一次，巷道深处再无生路。
幼童安然获救，毫发无损。被捕男子换下了长袜，随身尚携带着数件衣物，显然意在改换这幼小身形的装束。押至警局治安官面前，此人吐露了一番比其潜逃行径更为诡谲的说辞：旁人夺去了他的孩子，他便也去夺旁人的孩子。紧接着，他报出了姓名与差职——皮埃尔-克洛德·舍瓦利耶，罗讷省省督府财政处副处长。官府衙署固然偶尔会陷入体制尴尬，但下属官吏竟沦为赤足帽匠的掌下之囚，实属骇人听闻。舍瓦利耶平素素享清望，这层尊荣反倒令这桩拘捕愈发难以索解，更迅速化作彻骨的疑窦。
传载此案的1827年司法汇编，往往在条分缕析之前便已急于定谳。采信书中案卷必须审慎以待，切忌被其激愤之辞所左右。据载，此人办差克勤克俭，颇得上宪青睐，周全的举止风度助其仕途平步青云。书中亦揭示其三度鳏居，方才续弦不久。此前，接二连三的丧事尚可归咎于命运多舛；拐童案发之后，这一连串死丧在坊间议论中却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环索命。沉封的往事被重新翻起，姻亲故旧相继作证，昔日诊病的医者亦遭传讯。清白的令名曾为这些暴卒遮蔽风雨；而今令名一旦崩塌，旧日亡魂无一不蒙上横祸的阴影。
在明媒正娶之前，舍瓦利耶曾与荷兰籍少妇、德比拉寡妇让娜·德容克同居，后者终客死里昂。其后，发妻艾蒂安内特·德格朗日于1814年撒手人寰；续弦玛格丽特·皮扎尔于1817年殒命；及至1819年，第三任妻子玛丽·里凯亦溘然长逝。贝努瓦特·贝松已是其第四位枕边人。在编年史家的笔下，这些早夭的妇人几乎瞬间被归结为同一投毒巨蠹的俎上鱼肉。然而庭审辩论却呈现出一幅远非铁证如山的图景。数份婚约中确实载有偏向幸存方的财产继承条款，却并非尽皆如此。金钱固然可作为控方的作案动机，却不足以全盘阐释每一桩姻缘，亦无法凭空推定每一次谋杀。这些红颜的名字，需要的不是一笔简单的财帛总账。
与此相伴的，还有一个不知所踪的孩子。玛格丽特·皮扎尔所生幼子德尼-玛丽-欧仁，于1819年8月初被其生父从寄宿学校接走。每逢亲友问及起居，舍瓦利耶总推托其安康无虞，正寄宿于外省姑母家中。其教母让娜·蓬塔尼耶屡屡追问，孩子的舅父亦疑窦丛生。被捕之后，这位父亲又换了一套截然不同的供词：他声称携子远迁别处安置，却在崎岖山道上失足跌落，骨肉失散；夜幕降临，心慌意乱，徒劳的搜寻最终导致了惨剧。他未向官府作任何失踪申报，而是照常回衙当值，继续向外界粉饰报平安，掩盖那个如今被他宣称早已走失的孩子。
拐带贝尔捷家幼童的动因至此显露端倪：借旁人之子顶替失踪骨肉，以应付那些终将登门索看孩子的至亲。此乃控方立论之核心。然而控词随之撞上一堵更为荒诞的壁垒：意欲李代桃僵之人，自身竟一直借用着他人的身份苟活。在里昂，真正的舍瓦利耶宗族无人相认此人。任凭他如何舌灿莲花编造身世、家世与从军履历，宗族谱系中始终寻不到他的血脉痕迹。几经周折，法庭终于寻获了真正的皮埃尔-克洛德·舍瓦利耶。此人尚在人世，身为军官，早年曾遗失证件。官府将其传召到案。两名男子在法堂之上同顶一姓一名，但公理之下，唯有一人配得其名。
冒名顶替的假舍瓦利耶随即请求会见其妻。面对贝努瓦特·贝松，他终于承认了冒充之实，继而搬出自己的真正家门，自称改名换姓全为保全家族清誉不致蒙羞。他最终吐露了自己的本名：皮埃尔-艾蒂安-加布里埃尔·勒利埃夫尔，生于马德里，法兰西血统。巴黎方面的调查随即掀起陈年旧账：此人曾是法兰西银行职员，曾因利用伪造票券冒领六万法郎巨款案发。彼时赖其父代为倾家偿还，加之权贵庇护，方得免于囹圄之灾。此后浪迹军伍，旋即脱逃，在弗利辛恩拾得他人遗落证件，终辗转至里昂安身。对质公堂之上，他矢口否认亲手伪造票券，却供认曾收受赃款。一介无可挑剔的省府循吏背后，露出的是一条充斥着伪造签押的罪恶轨迹。
1820年12月11日，罗讷省巡回重罪法院正式开庭。被告被安置于特设的高脚扶手椅上，公堂之外人山人海，争相窥探。然而，全场最简明扼要的证词，却出自一名年仅三岁的孩童。让-克洛德·贝尔捷一眼便认出了强行掳走自己的凶徒。孩子口齿不清地提及糖果、买给他的哨子，以及强灌他喝下的那只小药瓶。当法官追问药瓶中所盛何物时，幼童再难名状。成人们疑心那是意在致其昏睡的迷药，然而孩童天真的对答并无法化作确凿的物证。勒利埃夫尔当庭承认，被他揽入怀中潜逃的正是这个孩子。
庭上呈递的其他物证，亦是初看似有千钧之重，旋即复归沉寂。法庭将从贝尔捷幼童身上剥下的蓝袜子出示给曾看管欧仁的女佣，女佣却断然否认那是被告亲儿之物。这声否认分量极重。在充斥着先入为主、急于将所有罪线编织成网的审判大厅中，这名证人终究守住了一条未被串通的断线。在审理几任亡妻的死因时，同样的审慎亦不可或缺。痉挛、药瓶、丈夫鬼祟的举止，固然勾勒出一幕幕可怖的图景；然而法理之关键，在于确证这副图景究竟证明了何物。濒死之状的惨痛记忆，其本身并不等同于对其死因的科学洞察。
关于玛丽·里凯之死，证词尤显凶险。看护妇封丹证实，曾目睹舍瓦利耶亲手喂服某种药汤，其尝之酸涩刺喉，绝非医嘱所开之药剂。莱夫拉医生亦陈述其对病情急转直下的震惊。勒利埃夫尔则坚称所做一切皆为纾解亡妻之痛。在连番盘诘中，硫酸钾与硫化钾这两种性质迥异的化学毒物，险些被混淆为指向同一罪证的名目，而实则谬以千里。药剂师虽供称被告曾有可疑的购药举动且被当场纠正，但他亦记述那次光顾似在死者咽气次日。一段模糊游移的陈年记忆，断不能被坐实为死前购毒行凶的确证。
辩护律师博热阿尔的结辩陈词长达整整五个钟头。关于欧仁的存亡，他牢牢抓住“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以及欠缺确定性这一命门不放。做父亲的满嘴谎言固然罪孽深重，但谎言是否足以构陷杀人之罪？辩护律师力劝陪审官设想有朝一日孩子归来寻父的场景。控方则以严丝合缝的因果链条反唇相讥：隐瞒失踪，诱拐外人幼子。控辩双方各显雄辩之能，然而凡此滔滔雄辩，终不能卸除陪审团肩头的千钧重担。提请决断的调查项将伪造文书、三起投毒、杀子以及拐带贝尔捷幼童等罪状逐一析分，须独立作出裁夺。
陪审团给出了断语。关于艾蒂安内特·德格朗日与玛格丽特·皮扎尔之死，陪审团排除了勒利埃夫尔的弑妻罪责；但认定其毒杀玛丽·里凯、蓄意谋杀亲子、拐带幼童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名全部成立。法院遂判处其死刑。勒利埃夫尔当即提出翻案申诉。两项否决判定，就此斩断了控方口中那条环环相扣的连续毒杀链条。纵被定罪伏法，勒利埃夫尔亦非如恶名所传那般，背负了泼在他身上的全部鸩杀血债。
宣判之后，一桩新线索浮出水面。庭审期间，特奈的一名妇人闻听失踪幼童的特征，将其与1819年8月在罗讷河畔捞起的一具幼童溺尸相比对。官署旋即派员查访。当年那具溺尸的衣物曾被留存，后转赠给教堂司事之孙；12月16日，警方将这套旧衣解送至里昂。汇编史料将此番比对渲染为期盼已久的铁证契合。然而，这批衣物抵达法庭之时，判决早已尘埃落定。陪审官在定夺勒利埃夫尔生死命运的关口，案卷中根本无此衣物作为凭据。这宗崭新的证物，闯入的是一份判词已就的封卷。司法调查在判后依惯例向前推进，而死囚则在牢狱中枯候驳回申诉的诏令。
1821年1月11日，翻案申诉被依法驳回。及至1月29日，勒利埃夫尔仍修书申辩其判决不公；行刑前夕，他犹在苦求缓期执行。最终，他被押赴里昂断头台执行斩首。这桩大案始于一位赤足奔波抢救亲生儿的生父，终于另一位在连番供词中不断颠倒名姓与寄宿之地、终因杀子被正法的父亲。而贝尔捷家的小童，终归重回高堂膝下。在伪造的文书、合同与荒腔走板的供词废墟之中，那具安然鲜活的稚弱生命，是整场大案留给世间最坚实的一抹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