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年7月3日至4日夜，一名身披睡袍的男子仓皇奔出宅邸，嘶声高呼家中文书遭劫、妻子遇害。他声称撞破了五六名盗匪，与他们搏斗后才侥幸脱身。然而在屋内，安娜·玛格丽特·海因横尸床榻，头部中弹。被褥平整无褶；后门附近的木箱虽被撬开，但闻讯赶来的邻里却未曾听到半点打斗声或枪响。
这宅邸的主人自称明希豪森男爵。自去岁初春起，他便顶着这一名号寄居于哈尔伯施塔特，高谈阔论其在戈尔丁附近的庄园，以及与埃伯施泰因家族未了的诉讼。彼时人人视其为贵胄，其代理律师克里斯蒂安·本斯多夫更引荐他涉足安娜·玛格丽特的社交圈。安娜身为宫廷顾问的独女，双亲亡故，坐拥可自由支配的遗产。这位求婚者自然不遗余力地夸耀其田产、门脉，以及据称指日可待的丰厚进项。
1702年7月，二人于哈尔伯施塔特喜结连理。案卷章节并未载明男爵所许诺的财富是否兑现，却昭示了婚后不久，正是这位年轻妻子的资财在维系着家庭开销与二人的辗转迁徙。1703年初，他们前往耶弗尔，男爵声称要向普罗蒂的继承人索要一笔债款，并由区法官多伦海姆负责督办催收。在同年6月的一封家书中，安娜·玛格丽特尚自述生活安适，详述新居之美、筵席与声乐之乐，并确信丈夫的事务运转顺遂。这份私密的见证为后来的惨变定下了沉痛的基调：仅数周后，她便暴毙于同一屋檐下。
7月2日，男爵与夫妇二人的旧识福尔特共进晚餐。男爵神情郁郁，频频劝饮；福尔特直至夜间十时许方才告辞。其后的案卷记录对7月3日全天之事避而不提，仅载有一间初修葺毕的寝居须于深夜打扫：女仆与年轻男仆为此劳作直至午夜时分，随后二人疲惫不堪地沉沉睡去，一人卧于厨房，另一人宿于仆房。文书将男爵的呼救声定在7月3日至4日夜半、凌晨一时之后，却未详述这场深夜洒扫的具体日期。
男爵辩称自己被异响惊醒，初以为是女佣走动，旋即窥见数名男子潜入卧房。据他所言，匪徒辱骂于他，索要债权契据，一路追打至隔壁房间并将其掀翻在地。他仓皇逃入厨房唤醒仆役，就在此刻，致命的枪声响起。他声称盗匪从后门逃逸，一只木箱被洗劫一空，金银与文书荡然无存；然而，匪徒据称索要的那些债券，却根本未被寻获。
勘查工作随即展开。城门紧闭，城垛设防，客栈客舍皆遭搜查，四邻仆役亦被传讯。然而，无人目击所谓盗匪的踪迹。年轻仆人未曾听闻任何枪响；当他步入卧房时，只见女主人已然断气，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焦味。女仆则供述，主人是在枪响之后才将她唤醒，此前她未闻任何嘈杂喧闹。巡夜更夫证实，十一时与午夜时分宅内尚有灯火，至凌晨一时已然漆黑一片。至于男爵本人，他在灯火明灭、妻子何时惊醒以及自身所处方位等节骨眼上，供词反复无常。
更为关键的是，男宅主曾亲手抹去了一处痕迹：窗旁的一抹污迹，他自辩称是在法官抵达前顺手擦拭。被撬的木箱内固然有所遗失，却无法证实确有外敌入侵。全城大搜查一无所获；而在卧房之内，勘验人员起获了一支燧发枪，其击锤呈待发之势，火门已开，两处均有火药熏黑的痕迹。就在前一日，福尔特才依男爵之命试射并清理了这支火器，如今枪身却平添了新近激发的痕迹。
福尔特随即追溯了夫妇二人近期的行踪。在维特蒙德，男爵曾采买铅弹；福尔特后来获悉，他还在埃森斯购置了火药。当福尔特探问其手头尚存多少弹药时，男爵声称仅剩两枚，并将这两枚弹丸交予福尔特，央求其代为匿弃。福尔特径直将其呈交公堂。法官随后调取了在维特蒙德售出的同批铅弹：其口径与自死者枕下取出的弹头完全契合，而男爵交出的两枚铅弹分明大了一号。这一悬殊不仅未能洗脱嫌疑，反倒激起了更深的质问：在维特蒙德买下的其余铅弹，究竟所去何踪？
男爵于7月7日被捕，初时仍负隅顽抗。他自称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明希豪森，出身军官与贵胄联姻之门，历任陆军中尉与上尉，曾蒙瑞典国王与英格兰君主授勋。然而，他既无法出示贵族诰敕，亦无退伍军牒，凡可核验其头衔之文据一概阙如。在追问下，他渐次承认在勋衔、官职以及对绍姆堡伯爵的债权上满口诳语。司法官员将数封签署为“法比安·冯·施特恩堡，沙伦席尔德男爵”的信函与其笔迹进行比对；他最终招认，这些信函皆出自其手。
此后，他又抛出了另一套死亡说辞。他辩称当时意欲开枪射杀妻子的爱犬，声称该犬受宠过度，甚至同榻而眠；岂料火铳走火，误中安娜·玛格丽特。他俯首乞怜，表示愿出资兴建礼拜堂，并放弃名下一切财产诉求。然而，宣誓作证的邻里并未证实他当时处于醉酒状态。福尔特亦指证男爵当日仅饮了两杯烧酒，葡萄酒几乎未沾。并无任何证人目击所谓的走火意外。那套爱犬的说辞，与先前的盗匪故事如出一辙，不过是他一人的凭空构陷。
在一连串化名的伪装背后，真凶的真实面目逐渐浮出水面。在戈尔丁，一名明希豪森中尉的遗孀致信耶弗尔当局，指认此人实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法比安·冯·施特恩堡，沙伦席尔德男爵；其女索菲·伊丽莎白才是其明媒正娶之妻。约翰内斯·舒克牧师亦证实了这桩婚姻。施特恩堡在迎娶安娜·玛格丽特前后的多封亲笔信被公之于众。其中一封写于1702年10月8日的不来梅，彼时距他在哈尔伯施塔特迎娶安娜已过去整整三个月，他却仍在信中温言唤戈尔丁的原配为妻。他再也无法托词不知原配尚在人间。
未几，又有一名叫卡塔琳娜·玛格丽特·赫克尔斯的妇人现身耶弗尔。据她陈述，二人曾于1699年在汉诺威完婚，她当时深信主婚者乃正规牧师。然而司法调查证实，那不过是由一名身着黑袍的士官假扮；男爵骗取了她的产业契据，随后弃下她与幼子扬长而去。不过，案卷对赫克尔斯此前与罗比希上尉的婚姻状况，以及她声称继承的文书归属权，并未作出定论。法庭最终将她与其子遣返汉堡；她的证词虽彻底暴露了男爵招摇撞骗之深，却未能完全厘清与她自身相关的法权纠葛。
至此，当局拼凑出了这名重婚巨蠹的真容：多张空头婚约、挥霍殆尽的家私、累累债务、一名被弃的结发妻子，以及另一名尚在人世的合法配偶。哈尔伯施塔特方面的一项调查还指出，一名名为克里斯托夫·尤利乌斯·沙登的年轻仆役神秘失踪；但耶弗尔的案卷在此处语焉不详，未能还原其最终下落。至于谋杀一节，男爵起初一口咬定系意外走火，随后在严刑逼供下，终于招认蓄谋杀害了安娜。他起初重申了这份口供，但旋即翻供，声称先前认罪纯因酷刑痛楚难当。案卷中并未保留他当时交代作案动机的审讯笔录。
1704年2月，历经第二轮司法裁定与新一轮酷刑审讯，他再度承认犯下弑妻之罪，但坚称在迎娶安娜时确实不知索菲·伊丽莎白依然在世。仅仅两天后，他再度翻供。然而，法官手中已掌握着他的往来密信、伪造盗窃的谎言、致命的铅弹、熏黑的凶器，以及彻底推翻其醉酒托词的如山铁证。法院最终判处其斩首之刑，并下令将其尸身弃置车轮之上曝尸，作案凶器悬挂于旁。亲王随即核准了判决。
1704年9月1日，极刑付诸执行。编纂者未能言明受刑人在最后一刻是否伏法认罪，亦未载明他如何走向断头台。这片历史的空白已无法填补。唯余那最初的血夜长留在卷宗之中：人们在盗匪的呼喊声中破门而入，却只见整座宅邸诡异地死寂，后门洞开，而一位少妇静卧在平整完好的卧榻上，早已气绝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