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报章与法庭终于传扬安妮·弗罗斯特之名时，此妇人早已易换过数重身份，辗转于多国之间。在阿瑟·格里菲思笔下，她最初以玛丽·安·萨瑟兰·布鲁斯的面目现身，旋即化名奥吉尔维·怀特夫人；及至冠上戈登-贝利之姓，她已然俨若身世显赫的高门女冒险家。在重重化名之下，其行径始终贯穿着同一套营生：极力博取身旁之人的信从，使其笃信她出身高贵、财势丰盈，借以骗取资财与物什。
格里菲思所著之篇章，乃后世整理出版的警案综览，绝非司法审讯的完备实录。其间交错揉杂了司法断案、流徙行止与市井传闻，却未对每桩案件逐一厘定年月。其中最明晰的纪年落于1886年——那一年，戈登-贝利因在苏格兰出面为斯凯岛佃农声辩而声名大噪。作者笔下记载的最终判决，系以安妮·弗罗斯特之名落槌；是以叙事之中，切不可将各阶段层叠的控罪与单一的法庭裁决混为一谈。
初涉尘网
她生于彼得黑德的一户寒门，母亲操持帮佣，父亲不过是个贫苦小佃农；出生时名唤玛丽·安·萨瑟兰·布鲁斯。据格里菲思记载，她的作案生涯早在珀斯总监狱服刑时便已发端。约莫在1872年，她借欺诈手段冒领货物，又在邓迪租下一栋乡间别墅，延请工匠陈设奢华家具后弃账潜逃，由此初露劣迹。较诸她日后构筑的荒诞传奇，彼时行径尚属小惩大诫之列，然其骗术底色已然昭然若揭：先行装扮成体面阔绰的买主，立下一纸全凭信义维系的契约，待到房东或掌柜发觉兑付承诺沦为空文时，她早已鸿飞冥冥。
出狱之后，她重操旧业，在爱丁堡四处行骗，终致狼狈遁逃；此后她辗转于各邑之间，足迹遍及伦敦与欧洲大陆。这种流徙绝非寻常的奔逃避祸，而是令她在各方讼词、体貌通缉与债务文书尚未汇拢前，得以屡屡另起炉灶。前一家商贾眼中资力雄厚的主顾，到了另一处已摇身变为顶着崭新头衔的贵妇，其举止身段甚至隐隐坐实了此前虚构的排场。书中将她这套伎俩的屡屡得手大半归因于这种流转迁徙，但未曾为其中的每一笔交易注明确切时日与案卷宗号。
“奥吉尔维·怀特”这一名号，成了她用以粉饰体面人生的虚假涂层。因应不同机宜，她时而自称奥吉尔维·怀特小姐，时而自命为怀特夫人。在那个以婚配头衔、谈吐口音与社交仪态权作身份明证的时代，凭空捏造一重身份，远比筹措支撑该身份的真金白银容易得多。在格里菲思笔下，她并非行径粗鄙的窃贼，而是一个深谙如何将自身化为信用抵押的弄潮儿。
权充男爵夫人
及至1885年前后，她的生计平添了几分戏剧式的张扬。她攀附上一位年迈的从男爵——格里菲思在此并未详叙其间原委——并自取了戈登-贝利这一尊贵姓氏。据作者所载，她借由签署期票等手段攫取了巨额资财，估算总额几近一万八千英镑。此一数字系出自格里菲思之笔端；鉴于该章节缺乏详尽案卷佐证，断不可将其视同业经司法核验的实有债权，亦不可认作法庭最终裁定的涉案确额。
金银流转，皆系于那一纸纸全凭出票人声望以定其虚实的字据。戈登-贝利工于心计，极善使人相信其款项必将由祖产田庄、名门望族或显要靠山如期兑付。她擅自假借的贵族封号在法理上固然一文不值，但在深宅客厅与高档市肆里，却足以令一切盘查质疑戛然而止。店主见她周身仪仗不凡，便信以为真；债主借贷予她，亦臆想其身后必有雄厚家私，罕有人真正刨根问底。
在此期间，她的隐秘私事与这些招摇过市的化名纠缠难解。她悄然下嫁理查德·珀西瓦尔·博德利·弗罗斯特；书中虽将此人列入其生平过往，却未曾细述这桩婚姻的始末周折。格里菲思尤为着墨之处，在于她在公堂之上最终如何被指认为安妮·弗罗斯特。名目繁复多变固然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却也时时昭示着考辨史实须持慎审态度：单凭一桩交易中所用的假名，绝不足以坐实加诸另一身份上的所有罪行。
1886年，斯凯岛
翌年，戈登-贝利竟现身于一处远离伦敦社交圈的全然相异之境。1886年，她远赴斯凯岛；彼时，关涉土地权属与佃农生计的剧烈冲突正牵动着朝野视线。她毅然以佃农权益庇护者的姿态登台疾呼，据格里菲思记载，她为抗辩基金筹募了约七十英镑善款。此举乍看似出于仁心义举，亦确有部分襄助者赤诚笃信其银钱能解倒悬之苦，纾救那些危如累卵的佃户之家。
在这一段叙述中，斯凯岛上的奔走彻底显露出其人格手腕的过人之处。她不再仅仅局限于赊欠屋舍或华服锦缎；她悍然将自己置身于政治与社会风暴的风口浪尖，借大众的悲悯与义愤激发起如潮的捐输。委身于一项崇高正义的事业，使得善款流向的稽核变得尤为棘手——凡是多加盘诘之人，反倒极易背上暗疑苦难平民的冷酷恶名。格里菲思记述了这笔筹款的实存及其为戈登-贝利带来的赫赫清誉，却未能对善款的实际用度给出详实的明细账目。
此后，她更扬帆远赴澳大利亚巡回游历。格里菲思坚称，待她重返英格兰时，已然从维多利亚殖民地当局手中受领了一笔广达七万英亩的封邑批文。然而该章节并未转录该项特许状的原件，因而此节仅能录作作者的一家之言，未得独立史料的交叉互证。在戈登-贝利编织的诸多传奇中，其宏大声势本该早早引发警惕；然而重洋阻隔、异域色彩，加之查阅档案无门，反倒为这些弥天大谎提供了滋长弥散的宽阔缝隙。一纸远在天边的虚妄诺言，在与冷酷的案卷文书正面核验之前，往往足以招摇流传许久。
归国之后，据称她曾隐姓埋名为罗伯茨，其后又重拾戈登-贝利之名。各大城镇再度迎来了这位似曾相识的妇人，坊间却不敢遽断她是否即为昔日旧人。其手段之狡黠，不仅在于巧舌如簧，更在于善择时机：她总能恰到好处地让世人将其新名视作洗心革面的昭示，而非往昔诉状的罪恶遗响。
化名安妮·弗罗斯特的倾覆
然而，再耀眼的贵胄幻象，亦难永久遮掩凡庸猥琐的劣迹。据格里菲思记载，她终究还是退回到了卑鄙寻常的欺诈勾当：开具空头支票、赊购货物赖账不还。这些市井交易既无需宏大的公共议题为幌子，亦无需贵胄头衔来装点门面；它们将刑侦勘问重新拽回具象的物证面前——蒙冤受损的店家、白纸黑字的画押、白纸黑字的兑付期限。渐渐地，那些四散各处的犯案线索不再是一桩桩互不相涉的孤立开端，而是汇成了一张法网。
法庭最终以安妮·弗罗斯特之名，判处其五年苦役。据同一史料所载，其夫理查德·弗罗斯特获刑十八个月。格里菲思另提及她此后再度遭到定罪，但于本章之内并未详述该次审理之全貌。故而，既不可将所有悬案指控机械累加于这五年徒刑之上，亦不可凭空为她附会本文未载的庭审细节。
这纸判决仅为其漫长犯罪生涯的某一阶段画上了句点，却未能磨灭此前层出不穷的化名在世间留下的印记。玛丽·安·萨瑟兰·布鲁斯、奥吉尔维·怀特、戈登-贝利、罗伯茨、安妮·弗罗斯特——在这一长串名号背后，作者勾勒出的是一个深谙将身份锻造成流通筹码的妇人。其最大的荒诞反讽在于：她最为显赫的公众功业——为佃农仗义执言，与她在铺席坊间的小巧诈术，竟维系于同一种表象特质：抢在真相被勘破之前，先声夺人地博取信任。
这桩司法判决并未了断该传记所留下的全部悬案。单凭这吉光片羽的章节，我们无从探知斯凯岛募捐的完备账目，无从得见每一张期票的确切辞令，亦难以详察其日后屡次获罪的深层内幕。然而这段文字，已足令后人窥见这出游移戏码的腾挪变幻：自邓迪至伦敦，由豪门深闺入高地风云，再自一洲渡向另一洲。司法裁决最终在“安妮·弗罗斯特”的名下将其缉拿归案；而世人却在漫长岁月里，始终铭记着那个懂得将自己层层伪名化作一扇扇虚掩之门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