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6年夏，约翰·芬威克爵士（Sir John Fenwick）在企图潜逃法国时于肯特郡落网。数月前，威廉三世刚侥幸躲过一场刺杀阴谋；然而历史学家保罗·西沃德指出，该刺杀企图与芬威克卷入的另一阴谋截然有别——后者旨在接应法国军队入侵英伦。褫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的文本载明，依据乔治·波特与卡德尔·古德曼的宣誓证词，芬威克于5月28日被正式起诉，罪名是参与密会、指派罗伯特·查诺克晋见詹姆斯二世，并策划引兵进犯英吉利王国。这一法律表述仅代表议会确立的指控罪名，绝非诉讼对质程序下的客观记录。
在被捕后致妻子的信函中，芬威克自度难逃一死。他写道，眼下唯有寄望于高门显贵的斡旋；若此路不通，便须收买数名陪审员，迫使其坚拒定罪，直至迫使其他人妥协。然而，此信唯有在避开耳目的前提下递抵玛丽夫人之手方能奏效。不幸的是，信件在信使身上被搜检截获。历史学家西沃德考证，芬威克在刺杀阴谋败露后潜藏匿居，直至6月仓皇出逃时被擒。波罗笔下记录的这封密信，从一开始便划定了案件角力的疆界：这不仅关乎芬威克有何罪行，更关乎在程序上究竟如何才能入其罪。
在初次接受地方大法官讯问时，芬威克对所有罪名矢口否认。及至主审者出示这封密信，他顿时惊惶失措、哑口无言。随后，他在与德文郡公爵的私下谈判中，试图以供出内情换取免死特赦。然而国王拒绝提前作出任何赦免承诺：君主意欲亲自裁量其口供的真伪与价值。
芬威克别无他法，唯有托命于君王的宽宥。在第一份呈递的供词中，他详述了詹姆斯党人的密谋集会，却对自身阵营的核心亲信多所隐匿。他声称，詹姆斯二世及其亲信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什鲁斯伯里伯爵、马尔伯勒伯爵、戈多尔芬勋爵以及拉塞尔海军上将均已同前王重修旧好，并已暗中为其效命奔走。波罗审视认为，这些指控全无凭据，其用意主要在于离间君臣、播撒嫌隙。芬威克既未能交代具体情由，亦未能呈递任何辅证。
国王的御批并未给他带来所期盼的安全保证。枢密院随即颁下一道手谕：若不再作彻底交代，便立将其交付司法审判。芬威克遂请求在法官面前再次宣誓接受讯问。此番受审，他招认了詹姆斯党人、詹姆斯二世与法兰西宫廷之间的密牍往还。他交代称，艾尔斯伯里伯爵曾与法国国王密会，提请法方调派三万大军，并许诺将有大批英格兰贵绅及战马策应来归。据波罗转述的档案记载，芬威克便是如此粉饰那场暗中斡旋的。
这些口供亦使詹姆斯党内部的裂隙大白于天下。波罗将该派系细分为“立约派”（compounders）与“无条件派”（non-compounders）：前者主张詹姆斯二世必须先就王国的宗教体制与自由权利作出宪制担保；后者则甘愿不设任何前置约束而盲从旧主。芬威克详尽描摹了此种党争，但据纪事记载，他依然在竭力庇护同党：他所指认的，要么是此前已被他人证供坐实的涉案者，要么是远遁边陲、难以立刻受审问责之人。
西沃德的研究表明，早在拘捕之前，针对证人的争夺战便已打响。波罗循着玛丽夫人的营救奔走，勾勒出这场台面下的博弈：芬威克的夫人暗中接触证人波特，许以即期重金和一笔终身年金，诱其逃离英格兰。波特表面上虚与委蛇，暗地里却布下了捕鸟之网：在相约交割银钱的密室里，他纠集了包括玛丽夫人在内的行贿之人。预先埋伏的暗探隔墙录音，只待暗号一响，便破门而入将一干人犯连同赃银人赃俱获。波罗记载，枢密院当即下令提起公诉，涉事党羽尽皆定罪伏法。
至于另一名关键证人古德曼，辩方最初试图以品行问题将其击垮。波罗写道，其私德劣迹为辩方提供了极佳的攻讦口实。然而毁谤其声誉尚不足以彻底脱罪，营救者最终设法说服他亡命海外。待到临审的最后训令下达之际，两名控方证人只剩一人。依波罗之见，若按寻常普通法审理程序，指控难以坐实，芬威克本应获判无罪。然而，此案随后被移交至新一届议会审议。
国王将芬威克亲笔签署的两份供状呈交下议院。待芬威克被押解至议事堂，他却坚拒对陈词内容再作任何阐发。下院议员决议驳回其全盘指控，定性为“虚妄而恶意中伤之辞”，随即下令起草褫夺公权法案——此举意在绕过普通的刑事陪审程序，径由议会立法直接定罪。通过的法案明确援引：波特与古德曼最初均曾具结指证，而古德曼竟在芬威克一再延宕供词的宽限期内神秘潜逃；法案同时指斥其空许全盘招供之言，实则递交道听途说之辞，企图动摇内阁重臣。这些罪由，自此成为了定其死罪的法条基石。
波罗特别强调了该法案在每一个审议阶段遭遇的激烈抗辩。西沃德的研究亦佐证了此案引发的宪政争议：该法案之所以掀起轩然大波，盖因其允许议会在缺乏普通审判法理证据保障的情形下，擅自断人生死。在贵族院，该项法案最终仅以微弱的七票优势涉险通过。1697年1月11日，法案获国王御准生效。
至此，芬威克方知回天乏术。他请求一名拒绝宣誓效忠新君的被废主教为其临终行圣事，未获准许；最终由伯内特主教陪同赴死。1697年1月28日，芬威克在塔山被斩首示众。西沃德考据的这一日期与官方档案相符，纠正了波罗书中误刊的1月23日。编年史家称其终年五十二岁。他被安葬于圣马田教堂圣坛旁，长眠于其早夭的三位幼子身侧。玛丽夫人身为卡莱尔伯爵长女，其后亦在约克大教堂为亡夫树碑志哀。波罗留下的最后一笔，定格于这份坚贞的夫妻之义：为了挽救夫君性命，她未曾惜用凡间任何智计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