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3月3日晚九时，路易丝·苏尔科夫斯基王妃正与贴身女仆罗莎莉·赖因德尔以及养女朱莉·韦尔齐希共处一室。寝室的百叶窗尚敞开着。王妃受风湿剧痛折磨，意欲比平日更早歇息。罗莎莉刚为她褪下曼蒂拉蕾丝披肩收入衣柜；朱莉则暂且离屋去取物件。路易丝吩咐将百叶窗及通往隔壁的房门合上。女仆依言照办，正待折返窗前，一道亮光骤然刺破幽暗，室外枪声随之炸响。
“我中弹了！”据传王妃当时发出惊呼。罗莎莉急忙上前搀扶，将她引至床榻，起初尚以为主子仅是受了惊吓，旋即却见鲜血渗透了衣衫。呼救之声惊动了秘书格斯滕贝格与商贾波利策——后者方才与王妃结清账目步出宅邸。两人赶至榻前时，王妃已奄奄一息。据《皮塔瓦尔》案卷所载，路易丝气绝前指认其子马克西米利安道：“是我儿马克思害我！”旁人提醒她其子远在他乡，她据称回道：其子早前曾出言恐吓。
中枪不足一小时，王妃便撒手人寰。此番临终光景与遗言，皆出自十一年后刊行之一部案卷汇编，而非当年当场所立之司法笔录。其戏剧张力虽烈，却难作指控其子涉案的独立凭证。马克西米利安彼时身处维也纳，早在二月下旬便已启程远游；正是这一不在场事实，迫使后人必须将深闺之中的临终指控，与日后更为错综复杂的司法追问——究竟何人扣动了扳机——严加区分。
编年史家笔下的验尸记录，确凿证实其死于非命。两颗铅弹自右肩胛骨射入，由下至上贯穿胸膛，重创双肺，最终在火炉附近被寻获，两弹相距数步。弹丸击碎了窗玻璃。案卷推断，凶手断难自平地直射：窗台过高，行凶者或曾在墙根下垫有一条木凳。然而此节在原文中仅被列为逻辑推论；在黑夜的慌乱之中，既无人瞥见枪手身影，亦未在窗下寻得遗落的凶器或倾覆的几凳以资左证。
案发之初，对大规模暴乱的恐慌一度压过了对独行刺客的追缉。彼时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全欧，《皮塔瓦尔》提及，城堡四周一度笼罩在民变与劫掠的阴霾之下。即便如此，官方警力搜捕仍迅速展开。案卷特意凸显了宅邸凶杀之私暴与时代政治巨浪之间的鲜明反差，并赋予该案一种几乎已然成型的家族悲剧格局：受害者临终指认己子，疑云旋即蔓延至情妇、管事、工头乃至底层工匠。然而，此等严整骨架乃后世回顾叙事之产物，其本身并不构成合谋作案的司法确证。
家族内部的龃龉固然提供了潜在动机，却断非确切之解答。马克西米利安亲王债台高筑，据案卷所述，其母之存在令其财政处处受制。工头约瑟夫·弗兰克之妻妹弗洛拉·恰斯卡利克身为亲王情妇，据传曾扬言定要找人“除掉那老妇”。管家米夏埃尔·帕菲曾向调查官招供亲耳听闻此语，及至面对陪审团时，却又声称记忆模糊。编纂者将这句口角视作阴谋萌生之发端。惟此节仍当存疑：吾人所阅者，乃一份变易不居之证词，经由一位自带主观诠释的撰述者辗转传述而已。
案卷尚提及另一桩令人悬心的诡事，约莫发生于二月下旬。王妃曾在走廊遭两名陌生人突袭，所幸挣脱遁回寝室。传言彼时混乱中曾现匕首寒光，但文献明言，当时未曾就此开展任何持续调查。此一前嫌，事后或可为夜间庭院游荡的身影及弗兰克频繁的行踪赋予嫌疑；然而，它终究无法令人确凿无疑地将那次未遂袭击与3月3日之命案勾连在册。
卡尔·奥布斯特——一名由鞍匠沦落的杂工——最终浮出水面。他与弗兰克交往甚密，常游走于亲王左右。案卷所引版本之一称，奥布斯特曾在小酒馆夸口，自承刺杀了王妃。《皮塔瓦尔》对此供述列出多重推测：或为已深陷嫌疑之徒的狂悖虚言，或为博取妇人青睐的夸饰，抑或确为肺腑真供。奥布斯特最终被判定为开枪行凶者并获刑。然而在其临终床榻之上，他又抛出截然不同的陈词：声称弗兰克曾许以重金与升迁利诱其弑主，他断然拒绝，仅曾目睹弗兰克摆弄调试枪械。两份证供冰炭难容。编纂者偏向采信后一份临终悔罪之辞，认为其于心理层面更为可信；惟此等偏向，终究只是史官之一己裁度。
首轮司法审讯并未将案卷所疑之人悉数传唤到庭。奥布斯特获罪伏法；杂工之妻与帕菲在此次庭审中则被裁定无罪。帕菲起初曾供述弗兰克蓄谋杀害王妃之言，旋即翻供不认，其言遂不可作为定案之恒证。而弗兰克的潜逃更令案情扑朔迷离：命案甫毕，他便亡命天涯。案卷辗转追踪其流亡轨迹：数度更名改姓，穿梭于奥地利、土耳其、英伦及黑尔戈兰岛之间。文献坦承，对于弗兰克如何越狱逃出欧芬监牢、究竟何人施以援手，外界至今茫无所知。
弗兰克最终现身汉堡，历经数载缉捕，警方终将其拘拿归案。他被押解回西里西亚，于1856年10月28日至29日受审于格莱维茨巡回法庭陪审团前。检方力主弗兰克指使奥布斯特行凶，以利相诱，且在明知用途之情形下为其购置枪弹。然而此论受困于奥布斯特生前前后抵触的两份供词：若采信其最初自认为枪手的口供，便无法径直将其临终卸责之辞用以构陷弗兰克。案卷物证彼此龃龉，难以严丝合缝。
正是在此轮庭审中，帕菲再次撤回指控弗兰克的证供，坚称对早前所述已全无印象。庭上复又检视诸般枝节：弗兰克造访亲王府第之行迹、归咎于弗洛拉的狂言、涉案枪械、金银钱款流向，以及一众证人自相矛盾的回忆。辩方对诸般供词之真实性及每次会面的定性逐一提出抗辩。《皮塔瓦尔》虽于千丝万缕的碎屑中梳理出一条贯通之线，却难掩补缀之迹：初审之供述未必能在宣誓作证时重现；此前足以定罪之凿凿佐证，亦往往因另一说辞之被采纳而顷刻瓦解。
1856年10月的庭审未能尘埃落定：因有证人指称马克西米利安之长兄、远在美洲的路德维希公爵早知命案底细，法庭遂决定休庭延期。《皮塔瓦尔》记载法官曾设法自大洋彼岸调取其越洋口供。案件延至1857年6月17日至18日重开审理。本案文献抄本虽于此处印错年份，但经查阅原刊印刷本，明确标注为1857年。复审之际，弗兰克案发前后的出没踪迹、涉案武器、与奥布斯特的私下接触以及帕菲的反覆无常再次被置于庭上对质。自美洲抵埠的证人提及曾见可疑陌生人徘徊于宅第近旁；一封据称出自波兰人科希切尔斯基手笔的信函暗示有人冒名顶替，但遭检方对其真伪与合理性痛加驳斥。凡此种种，皆无一能化为目睹枪响刹那的直观铁证。
在此轮复审终结之际，陪审团裁定弗兰克罪名成立。法庭判处其死刑。然而《皮塔瓦尔》并未记载任何行刑始末。及至1858年年中该书结撰之时，弗兰克仍羁押于监牢之中：死刑判决未见国王御笔签署。编年史引述当地诸般坊间揣测——或云君王龙体欠安，或云尚待新证大白——皆无可稽考。案卷另录一则传闻，谓弗洛拉自伦敦寄信声称不日重返西里西亚。由此可见，原著于法庭事实、辗转传闻与主观揣测之间界限模糊，阅者理当明辨细察。
这场审判虽给出了针对弗兰克的判词，却未能揭示一个水落石出的真相。《皮塔瓦尔》将惨案定于1848年3月3日；后世刊行之人名志却系于1849年3月3日，以今所存诸文献已难断其是非。生母毙命于破窗而入的弹丸，亲子远在维也纳，奥布斯特以刺客伏法却遗下矛盾悔词，弗兰克因唆使之名获死罪——而其是否伏诛，案卷全无交代。编纂者自身亦视此案为悬而不决之疑案。其叙事的最后一扇门，既未通向确凿昭彰的终局，亦未迎向沉冤得雪的清白：它始终紧闭，门后唯有法庭采信的断简残篇，以及编年纪事始终未能唤醒其开口说话的缄默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