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市民公开展览数周之后，唯凭一名洗衣妇的辨认，才终使一具死尸复得姓名。此前，警署握有死者衣物、形貌纪要，乃至一座石膏塑像，却始终不知当叩响何人之门。而卡拉马尔——这名浆洗妇人——却谙熟死者的步态及其下颏上的一颗肉痣。正是依凭这附着于生者记忆中的琐细印记，办案人员得以寻至圣日耳曼奥塞尔街；亦正因如此，五个月前另一扇死于非命的妇人宅门，被重新推开。
1814年7月19日，格兰治-巴特利耶街7号的门房起了疑心。已有三日未见租户沃姆夫人露面。一扇窗扉虚掩，任凭呼喊，室内皆无应答。门房攀梯探看，赫然在厨房中发现了这位独居妇人的遗体。死者让娜-玛丽·多丹年届五十三岁，系沃姆医生分居之妻。失踪前夕，她曾特意添订牛奶，拟招待来客共进午膳。这宗寻常的家常安排，在凶案发生后化作悬而未决的疑团：她当年所候者，究竟何人？
案发后，一块怀表与若干银器不翼而飞，房内其余贵重物件却完好无损。图财之说未能自圆其说，而其家族亲族亦未见端倪。沃姆夫人膝下有二侄，名唤奥古斯特·多丹与夏尔·多丹。长侄奥古斯特已于7月初启程前往比利时；次侄夏尔其后偶遇昔日服侍其姑母的女仆卡拉马尔时，坚称对其姑之遭遇一无所知。这位曾在此宅当差的妇人，牢记着往来过从之人的音容；在此后一桩尚无人将其与本案相联系的凶案中，她将再度寻得他们的踪迹。
及至11月9日，巴黎城中数处惊现残骸，昭示又一起血案发生。一具男尸被碎尸抛弃，散落于塞纳河、卢浮宫与香榭丽舍田园之间。官府收敛遗骸，追查身份。衬衣上留有暗记，尸身上亦有医官勘验出的生理特征，匠人甚至翻制了石膏面模。然而，无论是在停尸房公开展陈，抑或四下侦查，皆无法为死者定名。案卷备齐了形貌特征，独缺能辨明死者真身之人。
卡拉马尔此前抱病在床。当她终于听闻死者颏下有痣、步履微跛的线索时，心头顿时浮现出奥古斯特的身影。她遂前往圣日耳曼奥塞尔街79号其寓所探问。房东称已许久未见此人，房门亦久闭不开。洗衣妇并未就此止步，她先赴停尸房，后在警署陈列的石膏像前，当场辨认出正是昔日熟人。沉冤之名终告查实：死者奥古斯特·多丹，曾任布鲁塞尔契税登记处代收官，系夏尔之胞兄、沃姆夫人之内侄。
其寓所房门被破开。凌乱不堪的居室之内，斑斑血迹犹存，诸多细软已被席卷一空。12月16日，正当搜查持续之际，夏尔竟不期而至。据其自称，乃是前来探听胞兄音讯。警方随即将其羁押讯问。这位登门寻找失踪亲人的来客，旋即被勒令交代其对兄长下落之所知，以及对其遗物的处置去向。随着讯问层层深入，其供述亦几度反复。
起初，他将嫌疑引向表兄日鲁阿尔。在供词中，他自居从犯之位，坚称行凶者另有其人，自己仅参与了毁尸灭迹。继而，他又推翻前供，洗脱日鲁阿尔，将罪责尽揽于一身。12月24日，他甚至招供为筹措赌资而谋杀姑母。此番招供详述了销赃物品去向及两起血案之底细。然而，这亦非其定供。及至对簿公堂，夏尔当庭翻供，辩称此前招供全为庇护表兄所致。
每一次供词推移，皆使日鲁阿尔在案中的干系随之动荡。夏尔对其或指控、或开脱、继而复构陷；日鲁阿尔不得不应对这番变幻莫测却始终悬于头顶的指认。办案官吏则另寻实据：变卖之脏物、有据可查的行踪，以及目睹衣物穿梭转移于各宅之间的证人证言。诸多蛛丝马迹须与迭次口供逐一质对。对日鲁阿尔而言，夏尔口之所言与卷宗实证之间的分寸毫厘，实系生死存亡之别。
1815年2月23日，法庭审理正式启幕。二犯同案受审，案情轻重却大相径庭。夏尔须答辩两桩谋杀与盗窃重罪；日鲁阿尔则被控参与谋害奥古斯特之共犯。二人自幼相识，其家族渊源、交往过从与拮据生计，成为庭审交锋之焦点。控方极力渲染日鲁阿尔的宿怨前科、军中劣迹及其家庭失德，以此勾勒其阴暗品行。然而，此等品性勾画究竟能多大程度佐证谋杀之实，仍存疑问。
证人勒布隆夫人曾目睹一负包袱男子在教堂阶梯上歇足，此细节与夏尔早先供词隐隐契合。然而，在法庭受质时，该妇人却未能当庭指认被告。此一情节虽引发法庭激烈辩论，终究未成定谳之铁证。案情便在种种蛛丝马迹的印证、龃龉，以及无法归于一途的证言之中艰难推进。
外科名医迪皮特朗当庭陈述对奥古斯特遗骸之勘验所得。死者双手并无搏斗伤痕，此点令医官推断行凶者或非一人：受害者双手或于遭袭之际被人紧紧钳制。医官提出此说时言辞审慎，明言仅属推论。然而，副检察长日罗代在公诉控词中，却将这一推断坐实为断然确据，并顺势将日鲁阿尔视作那第二名凶手。在两种法庭表述之间，原本存疑之假说，被赋予了医官未曾首肯的确凿张力。
女佣加尼耶的证词，则将庭审拉回琐屑的日常动作之中。她受雇服侍夏尔，忆及11月10日或11日夏尔携衣物归家之情形。她亲见其审读带印花的官署文书并将其焚毁，更命其拆改衣物上的姓名缩写，将“A. D.”改绣为“C. D.”。奥古斯特之名，在针尖翻飞下偷换为夏尔。她复陈述日鲁阿尔在遭妻子离弃后前来投奔避难之实情。至于夏尔强加于表兄身上的数度密谈言辞，该妇人一概未予印证。
日鲁阿尔之暴戾行径固未就此开释。其发妻出庭指证其平日恐吓之语及令其受尽贫窘之苦，然其证言并未涉及任何谋杀之实情。听取其陈词，恰可将妇人亲历之苦与外界据其言辞妄加推断之罪截然两分。对于一个常因道德缺陷而被控方用以填补证据链断裂的被告而言，此等厘清关乎命脉。
其辩护律师贝克松随即紧扣一把钥匙与11月中旬的数日行踪展开辩护。夏尔坚称，日鲁阿尔迟至14日始将亡兄居所钥匙交予自己。然律师指出，早于10日、11日与12日，屋内家具衣物便已遭搬运一空。若夏尔此前不得其门而入，又何来数日前的搬运之举？辩方以确凿之时间线，严密反驳夏尔执迷不悟之诬告。一把钥匙固可启一室之门，然在贝克松之论证下，绝难闭合构陷日鲁阿尔之罪网。
相形之下，夏尔的辩护律师迪莫拉尔则处境艰难。他恳请陪审官细察翻供与招供之虚实，切勿将盗窃实据与谋杀重罪混为一谈。直至法庭辩论终结，其当事人仍矢口否认弑兄。审判长的再三训诫，终未换得法庭所期盼的伏法决言。陪审团遂携带着这满庭矛盾之词与沉重指控，退庭评议。
凌晨三时，陪审官重返法庭。日鲁阿尔被判谋杀共犯与盗窃罪名不成立。审判长当庭下令将其释放（若无别案羁押），复对其平日声名予以声色俱厉的训斥。纵使脱却死罪，此人仍须承受法庭的当头棒喝：苟能素行谨飭，何至横遭猜忌。庭审记录载其身躯瘫软，须由人搀扶方能退庭。夏尔则被判预谋杀害二人及两起盗窃罪名悉数成立，法庭判处其死刑。
2月27日，夏尔提出上诉，旋遭驳回。1815年3月29日，夏尔·多丹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依昔日记载其临刑情状之文献，此人至死仍坚称钥匙系日鲁阿尔所交。审判虽已将二人命运彻底裁开，其临终构陷却妄图最后一次将二人锁于一处。然此言已无力更改无罪判决。案发之初，一妇人凭残存印记自尸骨中辨出亡魂；掩卷之时，陪审团亦终将两名险遭浮言混淆的囚徒，审慎剖辨析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