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朗格的教堂里，安托万·贝尔泰始终伫立不跪。目击者事后皆忆及此景：当众人俯身祈祷时，他却挺立如木石。距他仅数步之遥处，米舒夫人正携子女静坐席间，其中一子曾受教于他。贝尔泰曾登其门、获其信、训其子，而今，这个家却沦为他宣泄怨毒的刑场。
1827年7月22日，圣餐礼正值高潮，枪声骤然撕裂了静穆。米舒夫人中弹仆地；贝尔泰随即调转枪口，扣动扳机自戕。听到首声巨响便从唱诗席飞奔而下的莫兰外科医生，先是救治了倒在血泊中的年轻人，随后又被急召至已被抬返家中的夫人榻前。两人最终皆保住了性命。这一细节至关重要：那桩日后孕育了《红与黑》的公案，实为一桩未遂谋杀，而非后世诸多附会传闻中所认定的毙命惨案。
铁匠之子
贝尔泰出身工匠之家。其父在布朗格以锻铁为业；他却体质孱弱、心智颖悟，全然耐不得作坊劳役之苦。一位本堂神父看重其天赋，力促其向学。在那个年代，修道院神学院为部分寒门子弟铺就了一条求知之路，赋予他们出身所无法企及的社会地位。
然而，这番庇护并非平步青云的永恒允诺。贝尔泰终将明白，一位恩主所赏识的才智，并不足以慑服往后决定其前程的所有权贵。疾病迫使他中断学业；他黯然返乡，随后受聘进入米舒家担任家庭教师。在此处，他觅得差事，赢得敬意，更与一位司法判词中明言“向来清誉无瑕”的妇人朝夕相对。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后世附会者往往代卷宗而言，径从司汤达的小说中借来历史本不具备的确凿结论。公堂之上，控方直指一段遭人鄙弃的私通孽缘；贝尔泰则托辞于情爱与妒恨。这些供述固然道出了他用以开脱罪责的由头，却绝不足以单凭此言，坐实二人曾有同谋苟且之实。
他遭到了辞退。这初次的决裂本可仅是一段苦涩插曲，但在他的偏执心念中，却化作了一切后续挫败的万恶之源。
紧闭的门扉
贝尔泰重返教会门墙，却再也无法安身立命。从贝莱到格勒诺布尔，他奔走求告，换来的唯有一记记闭门羹。其后，他在科尔东家族谋得另一份家席教职，旋即又因《法庭报》隐晦不表之故被逐出门户。待他重谋圣职，所递呈的入院申请亦尽遭驳回。
米舒夫妇遂成了他心目中这连串溃败的替罪羊。然而法庭查明的事实却截然相反：米舒先生彼时仍在尽力周全于他。这位绅士奔走于修道院之间，力图为他谋取容身之所。正是这番反差，令整起公案愈显凄怆而超越了单纯的迫害叙事：那个竭力为他叩击生路之人，反被其视作封死一切门扉的仇雠。
贝尔泰开始修书。哀求逐渐化作怨尤，怨尤最终蜕变为恫吓。他向数人扬言，必先戕害米舒夫人，而后自绝于世。众人并未深信其言，或许正是因其凶暴与这位昔日家馆教师的文弱形象相去过远。往往有这般事理：恫吓之词愈是惊骇绝伦，反愈能化作其伪装之所——世人总因其太过可怖，而断定那绝非当真所谋。
他在莫雷斯特尔的特罗利耶公证人事务所寻得了一份雇工差事。但这远不能平复其心。他自称厌弃这等卑微琐屑，依旧对那份自认为被剥夺的锦绣前程念念不忘。
通往圣所之路
及至七月，他备齐了凶器。这些预备之举、书信与恐吓，在日后的庭审中构成了定罪的铁证：它们足以辩驳其预谋之确凿，粉碎他事后所坚称的意乱心迷。主日清晨，他别了莫雷斯特尔前往布朗格，先过其姐寓所，随后迈入了做弥撒的教堂。
《法庭报》详述了他在米舒夫人长椅后的逡巡伫立。我们不当向这幕图景中硬塞任何目击者未曾耳闻的心思。仅是既成事实便已足称沉重：整个弥撒期间，他携凶器隐匿于后，寸步未离。她身旁依偎着幼子。因而，在他开枪之前，矗立于眼前的并非抽象虚幻的仇雠，而是那个被他归咎为一生罪咎的女人，以及即将被其狂暴之举教会何为恐惧的稚童。
医生出庭佐证了创伤与初期的施救。贝尔泰曾焦灼万分地探询米舒夫人的安危。这一举动虽见载于庭讯记录，却无法抹煞已然出膛的子弹。悔恨乃是事后虚设，而受害者的躯壳却早已承受了他独断的裁决。
陪审团席前的理性
1827年12月，伊泽尔省巡回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凶手为谁本无争议：被告对行凶、所持器械及在场事实供认不讳。庭审所要厘定的，是他究竟在何种心智状态下谋划并实施了这起罪行，以及他所声称的癫狂神智是否足以减免其刑责。
12月28日的庭审纪要生动地再现了这股张力。公诉人严密盘诘贝尔泰的行进路径、心路感官，乃至本可收手的每一处契机。后者则力陈心智陷入深渊般的混沌、妒火的噬咬，以及在只身赴死与拖拽米舒夫人共赴黄泉之间的摇摆拉扯。然而，法官的提问却不断将这场内心的惊涛骇浪，拉扯回其此前处心积虑的预备作为之中。
司法语境拒绝任何轻巧的事后诊断。人们尽可倾听被告的绝望自陈，却不必将其每句托辞奉为实证真言；人们尽可确认预谋之确凿，却不必妄断已彻底洞悉其幽暗心壑。陪审员当年必须快刀斩乱麻，而两百年后的读者，则依旧有权将实存的事实与后人的附会剖析分明。
贝尔泰被判处极刑，并于1828年2月在格勒诺布尔走上断头台。米舒夫人得以幸存。她经此劫难后的余生，绝非文学史日后强加给她的浮名所能蔽尽。
传奇无减创痛之真
司汤达自这桩悬案中汲取了《红与黑》的矿脉。然而于连·索雷尔绝非换了名号的贝尔泰，正如德·雷纳尔夫人亦非后人对米舒夫人的迟来证供。文学重塑了人间情仇，洒下了异样华彩，虚构出种种心声与必然。但小说之伟力，绝不可充作其取材史实的勘验背书。
在此番幻化之前，实存的历史不过是一位因恩主眷顾而识字的青年、几桩付诸东流的馆职、屡被等闲视之的凶言，以及教堂内中弹流血的妇人与身侧目睹一切的两个稚童。这既非野心家因妄图逾矩而遭天谴的警世通俗剧，亦非狂乱情爱必将蹈向血腥的宿命铁证。那不过是一个男人，狂妄地判定自身的受挫，已赋予了他剥夺旁人性命的特权。
青史竹帛固然记下了他的腾挪野心，但人们亦当铭记布朗格教堂里的那条长椅：米舒夫人当日步入圣所，原是为聆听天主弥撒，而非为了沦为前任家馆教师命途悲剧里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