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连情妇出庭时的发式都算计到了。身陷囹圄之际，路易·阿纳斯泰仍特意叮嘱，务必好生打理她的仪容，免得在巡回法庭的众目睽睽之下显得寒酸失礼。罪行已经招供，死刑悬于头顶；唯一还能挽回的，便是不给世人留下坏印象。雷蒙·埃斯辑录并出版的案犯书简中，留存着这桩微不足道的嘱托；字里行间，这位昔日的陆军少尉丝毫不见大难临头时的失魂落魄。他对自身的处境心知肚明，正因如此，他才要竭力排布自己留在世间的最后一抹姿态。
1891年12月4日，他在巴黎圣殿大道的一处寓所内残杀了德拉尔男爵夫人。他原本指望在那里搜刮到巨额有价证券。行凶之后，他扑向屋内的陈设，疯狂翻检衣橱与写字台，却未能翻出预期的横财。这场本欲用以排解燃眉之急的“造访”，最终只留下一具尸体，分文未获。女佣德尔菲娜·乌布尔的突然归来撞破了搜查；他将女佣重创后仓皇遁逃，所幸她死里逃生。
男爵夫人并非凶手随机选中的陌路人。她对这名年轻人向来关照有加；而他也深知，每逢午后老妇人多半独处家中。这份宿旧之交为他敞开了大门，亦让罪孽更显深重。他无需破门而入，只需亮出这栋宅邸熟稔的面孔，静待主人的殷勤款待，挨到宾主尽欢、行将告辞的当口。据埃斯的记述，就在老夫人起身送客之际，凶刃骤落。
阿纳斯泰囊中羞涩已非一日。从他早年写给同袍的信函中，完全可以窥见他一步步滑向深渊的轨迹，无需后人凭空杜撰任何谶语。在圣西尔军校求学时，他刻苦攻读，梦系一位表妹，信笔写就的尽是感伤自怜的青春小景。然而一出校门，他便贪恋起力不能及的奢靡生活。一段私情接踵着另一段孽缘，借据签了又签，期票迫在眉睫：连他自己也在信中坦言，旧债甫欠，新债又生。
在给一位友人的信里，他开篇第一句便张口借讨五十法郎。紧接着，他绘声绘色地铺叙起自己在里昂如何结识舞女玛德莲·冈萨雷斯，女方母亲如何向团长告状施压，二人又是如何分分合合、重修旧好。他总有本事将窘迫的困境编排成妙趣横生的轶事。这种玩弄文字的天赋，或许恰好帮他拖延了直面账簿的时刻。每封信都能找到开脱眼下境遇的托辞，却无一能让债主凭空消失。
随后，瓦莱丽·雷伊也闯入了他的生命。阿纳斯泰在信中将自己描摹成在两份情愫间备受煎熬的模样，仿佛这两段关系的纠缠，便足以将他塑造成浪漫悲剧里的无辜受害者。他曾盘算着将所有烂账并作一笔巨额贷款。然而，去男爵夫人府上搜刮重金的念头，很快取代了这虚妄的融资之梦。他在里昂买下两把利刃，随即启程奔赴巴黎。行前备下的凶器，为这出所谓“为情所困”的冒险，抹上了无比真切而冷酷的预谋色彩。
男爵夫人的殒命掀起了一场警方的围捕，这已非亡命之徒单凭巧舌如簧所能操纵。阿纳斯泰潜留首都，终在12月24日于瓦卢瓦街落网。起初他百般抵赖，最终在预审法官蓬塞、巴黎总搜查处长官戈隆以及受害者亲眷热夫洛议员面前全盘招供。那间他熟门熟路的宅邸，以这种方式在司法卷宗里显形：曾经助他从容潜入的旧日熟络，如今成了他无法自圆其说的铁证。
羁押于马扎斯监狱期间，他又提笔不辍。在致瓦莱丽的信中，他极力表白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意，却满心焦虑于对方是否察觉了另一桩私情。他极力贬低玛德莲，以此在瓦莱丽面前自证清白。这手腕残酷却并不罕见：将不堪的罪责推给旁人，借以保全自己在镜中的光鲜倒影。继而，他又幻想瓦莱丽满怀嫌恶地将他推开，苦苦哀求她至少留给自己一丝被爱的慰藉以度余生。
这一封封密密麻麻的书信，并不代表他对自身罪愆毫无知觉；恰恰相反，这折射出他在竭力掌控自己在世人眼中的遗世模样。在写给家族友人的信中，他将行凶轻描淡写成一时“激情压倒了理智”；而在至亲面前，他则对口供只字不提，借口回忆起来太过痛彻心扉。他切盼家中小表弟们对惨案一无所知。1892年元旦，他在狱中兀自想象着家人围炉而坐、读着他的遗书并垂怜哀悯的凄美场景。
在这幅画卷里，他的悔恨全然倾注在至亲的哀恸上。遇害的男爵夫人与重伤的女佣，被彻底屏除在这方圆融温情的世界之外。埃斯据此勾勒出一个傲慢冷酷的凶手肖像；而这些信函至少证明了一点：阿纳斯泰始终在娴熟地排演角色。在这场大戏里，他是受难的悲剧主角，双亲是等待他去感化的法官，情妇则是他深恐失去其崇拜目光的读者。这场凶杀不再发生在那个老妇绝命的宅邸深处，而是全然转移到了他自囚待毙的牢房之中。
他还在狱中遣词造句。他声称自己正在创作诗篇、一阕哀乐，以及一部唯恐未能竟稿的长篇小说。在古监狱服刑时，狱友们的嘈杂闲话令他不胜其烦；他物色了一名渴望纠正拼写错误的邮政职员，借口为其“听写”，将对方变成了抄写书童。这微末的诡计让他重新拾回了早已丧失的支配权。他依然能够驱使他人劳作，并幻想着即便肉身无法脱困，这部手稿终能飞出高墙。
1892年2月25日至26日，巡回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亨利-罗贝尔出庭为其辩护。玛德莲依约出庭，其入时端庄的衣着果然引得在场报界文士竞相着墨，正如阿纳斯泰所期许的那般。然而，这场苦心孤诣的排场终究未能撼动卷宗的核心：预谋登门、谋财害命、刺杀无辜女仆，以及无可辩驳的认罪招供。阿纳斯泰在庭上亲自求死；陪审团裁定其罪名成立，法庭旋即判处极刑。1892年4月9日，他于拉罗凯特监狱被推上断头台。
他曾毕生渴求让自己的生涯如同一部传奇小说般耐人寻味——满纸情爱，幻梦丛生，直至终章仍不失优雅。他的书简虽流传后世，却早已不再听凭其意志摆布。就在那些关于女式发髻的纤巧叮嘱或著书立说的宏愿夹缝间，字迹无情地将读者拽回他极力抹杀的真实底色：那正是一位老迈的男爵夫人送别旧日庇护的后生走出家门，以及浑身是血的德尔菲娜·乌布尔步入那座刚刚被他撕碎信任的宅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