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尔请求刽子手拥抱自己。年轻的执行人却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他从未料到死囚会以这般姿态，向自己递出生命仅存的最后一星半点自由；更关键的是，他的手上此前还从未沾染过人命。在桑松家族的回忆录中，助手们比这位年轻的新东家更早察觉了潜藏的变故。他们一把架起囚徒，将其推上台阶，未等主刑官发出号令，便径自完成了行刑。本该执掌生杀号令的人，反倒在自己执业生涯的开端沦为了旁观者。
死囚名叫皮埃尔·夏尔·鲁道夫·弗拉尔，年仅弱冠，原系驻扎在凡尔赛的皇家卫队轻步兵。两名妇人惨遭杀害，换来的赃物不过是一块怀表与几枚耳环。这般悬殊的代价构成了此案最原始的暴虐：数条性命毁于一旦，而行凶者所图者，竟仅是几件一手便可握拢的器物。这身军装更令丑闻雪上加霜——本应荷枪实弹捍卫秩序之人，反倒施展暴力，劫杀了本应受其荫庇的弱质女流。
1818至1819年间流传、后由迪梅尔桑辑录的一首哀歌，记下了维尼奥与尚普德里这两位死者的名姓。歌谣以凶手的第一人称自述，唱道是一名孩童最先撞破了这桩血案。歌词随后描摹他被押送至沙蒂永市长面前，百般抵赖。这支街头传唱的曲子并非严谨的司法卷宗，却为民间提供了一则短小易记的故事，唱着被告如何从矢口否认走向俯首认罪。押韵的诗节让两具女尸留名于市井记忆之中，直至终场的大轴之戏，将这死囚捧作绝对的主角。
1819年1月13日，塞纳省巡回法庭宣判其死刑。据桑松家族的记录，陪审团在认定事实时虽排除了预谋杀人的情节，这一裁决却并未阻碍极刑的判落。余下的便只有上诉撤销原判与乞求君王赦免。前者关乎严苛的法理条文，后者则全系于君主的一念之间。对于一个尚在韶华的青年而言，每一次延期都仿佛意味着一剂生机；然而在行刑官这一方，日期的推移却只意味着一项愈发令人窒息的苦役正在步步逼近。
老桑松病卧在床。长久以来，儿子深知自己终将子承父业，但这层认知始终仅停留在家族传承的虚衔上，是一纸尚可无限推迟兑现的未来。他已娶妻成家，依傍着年轻的妻子，在父母的家庭庇护下生活；双亲亦竭力想让这沉重的世袭枷锁变得尚可忍受。他曾作为随从观摩过数次行刑，却从未独自担当过这即将上演的斩首重任。
驳回上诉的判决于二月下达。16日周二，官府传令，定于翌日正午施刑。若要从外省调派同行已然不及，且家中长子在侧，再图他法未免贻笑大方。老父大病未愈，挣扎着欲起身赴役。年轻的儿子最终替下了父亲。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这一抉择被涂抹上了孝悌牺牲的亮色：为了免去父亲不堪重负的凶险折磨，他不得不迎头撞上自己此前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
学艺的过程充斥着冰冷的实务操演。必须向木匠下达指令、核验断头台的架设、谙熟各助手的职司。老父特意指派了两名经验老到的帮手；他们既要服从年轻主人的调遣，更要在关键时刻撑住阵脚。这套行刑器械的森冷运转之外，更维系着一套严密的人事网络，随时准备弥补台前主事者的怯懦。长辈给他的宽心丸绝非空谈：他真正需要亲自动手的动作寥寥无几。然而，动作的简省，丝毫未曾削弱其招致的致命后果。
清晨，囚车将一行人载至巴黎古监狱。年轻的桑松回忆道，他在面对狱卒时神情倨傲、语调专横，只因他自以为在对方眼中捕捉到了轻蔑之色。他不得不借用虚张声势的威严，来掩饰内心的惶惑震颤。弗拉尔在蒙特斯神甫的陪同下现身。死囚的面容年轻得令这名刽子手心头一震：两人之间不过相差一岁上下。在此刻，隔开两人境遇的，既非肉躯的强弱，亦非天年的长短，而仅仅是一纸判词与一门行当。
助手福科尼耶按着弗拉尔坐下，接手了临刑前的各项齐备之工。此前一直萎靡瘫软的死囚，听任摆布。在囚车上，神甫始终依偎在犯人身旁；年轻的行刑人则同助手们缩于一处。回忆录将这般座次描摹为一种体恤：让将死之人紧挨着唯一还能对其温言相劝而非发号施令的长者。然而，蒙特斯神甫也向战栗的桑松低语宽慰了几句。同一辆囚车之内，两个年轻人皆亟待抚慰支撑，可最终能够回转阳世的，却只有一人。
行经河岸码头时，弗拉尔打破了死寂。他对着沿途聚拢的人群高声喊话，将自身的堕落归咎于家族亲族的遗弃。桑松家族记述了这段指控，却未对其真实与否置一词。但它在彼时彼刻却发挥了立竿见影的功用：当整座巴黎城都将他视作自食恶果的唯一罪魁时，他试图在这场毁灭的叙事中，将旁人也拉下水来分担罪责。他不再否认罪行，却拒绝独自承担招致罪孽的由头。
行至格列夫广场，他在警戒的官兵中瞥见了自己连队的一名士官。他失声呼唤。那名军人毅然出列，上前领受他的诀别。这一动作在电光石火间，重新接续了已被司法程序彻底碾碎的羁绊：在某个人眼里，弗拉尔依然是曾同甘共苦的袍泽。这一记拥抱既无法推翻审判，亦无法抵偿两条无辜冤魂，它仅仅阻止了这名死囚在咽气之前便彻底沦为一具任人摆弄的死物。
紧接着，他转身欲去拥抱桑松。后者惊惶后退，助手们见状猛扑上前。这依稀见诸回忆录中、临终求取普世宽恕的姿态，已然逾越了行刑礼仪的界限：它将死囚与行刑官之间冰冷的公职关系，撕扯成了过分私密的纠葛。头颅落地之后，助手们按部就班地善后收场。年轻的主刑官却独自狂奔穿过巴黎街巷。他自叙一路失魂落魄地疾行至讷伊，耳畔始终盘旋着旁人的冷眼与诛心的谴责，如芒刺在背。
他最终折返回家。他的行刑生涯就此启幕，而弗拉尔却烙给了他一段任何日后的职业麻木都无法磨灭的梦魇。家族回忆录将这定格为一名刽子手在职守重压前的惊骇与战栗；市井哀歌则将其唱作一个年轻恶徒伏法的因果报应。在这两种叙事的夹缝中，唯余维尼奥与尚普德里两名妇人的名姓，依稀悬于几行零落的唱词里。而那一场被断然回绝的临终之吻，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尘埃中回响不绝，竟远比格列夫广场万人空巷所为之偿命的那两缕幽魂，更为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