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10月19日至20日夜，几声惨呼刺破了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近旁的一栋宅邸。「着火了！」隔壁的皇家核算员在惊醒中听得分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闷的撞击声、泼水声，继而归于死寂。住户急呼更夫与巡夜值宿警长。他们所面对的，是一扇紧闭的门户、漆黑的窗棂，以及数条尚无法判明的隐晦迹象。翌日清晨，警方在市政追偿吏拉施的寓所内发现了四具尸体：拉施本人、其妻及其一双幼子。《皮塔瓦尔》司法案卷中的这一章并未揭示作案动机，其笔触主要聚焦于邻人当年所闻之暗夜声响，以及那场侦查终究未能澄清的诸多悬案。
拉施的寓所位于底层，这栋房屋由两家住户分居。门厅另一侧住着那位皇家核算员及其妻子、六个孩子和一名女佣。拉施身为掌管市政债款强制执行的雇员，同妻子与两名幼子共同生活。据事发十五年后付梓的记述，该门户素有端正声誉：房租按期缴纳，陈设体面得当，孩童按时就学。这些见闻不过勾勒出邻里眼中的外在轮廓，单凭此点，并无法窥测这对夫妇真实的内闱私隐。
凌晨两点左右，核算员惊醒过来，起初还以为方才听到的门铃声只是梦境。然而，接着便传来一名女子三度嘶喊救火的呼号。他翻身下床，推醒妻子，旋即听见拉施室内传来一阵沉闷而急促的捶击声，仿佛重物不断砸在某种柔软之躯体上。被惊醒的女佣亦听到了门铃声，以及自街头传来的孩童呼喊；片刻之后，她隐约辨出赤足拖擦地面的轻响。走廊楼梯间内，拉施家的前厅门正虚掩着。核算员高声呼唤，却无人应答。房内的击打声逐渐减弱，终至平息。
随后传来的泼水声，让邻人找到了第一种看似合乎情理的解释：或许房内当真起了微火，一家人正试图悄然扑灭而不愿声张。于是，他选择不擅自闯入他人的庖厨，亦未即刻奔赴巡捕房报案。这种迟疑在后来的记述中被赋予了极沉重的分量，盖因其发生于惨案被发觉之前；在彼时彼刻，它尚未显露出任何明确的凶案征兆。及至他推开临街大门，巡夜更夫已然伫立在窗前。其中一扇窗棂违规敞开着，更夫如往常处理违规那般以短棍叩击，屋中却毫无回音。
更夫旋即唤来值宿警长。警长赶到后，同样按铃并敲击门板。门厅内隐约可见的钥匙无法开启内门——所有的锁舌均已自内反锁，钥匙横插于锁孔之中。自中庭望去，几扇窗户皆幽闭不见其内，一扇挂着垂帘，另一扇则被密密麻麻的花盆遮挡。核算员恳请强行破门。警长却认为眼下的迹象仍属含混暧昧：并未见任何火光，而方才梦醒时分听到的声响亦可能失真；仅凭户内无人应门，他自忖无权强行破拆门户。
为安抚忧心忡忡的邻人，警长借来长梯，与更夫一同攀爬至临街的敞窗前。借着暗火防风提灯的微光，二人窥见客厅陈设井然，后方门厅则没入黑暗。他们并未绕道去攀爬中庭的窗户。更夫日后陈供称，他当时以为拉施一家业已外出，抑或是有宵小潜入；按照章程训令，在未勘得无可置疑之实证前，他无权擅闯民宅。临去之前，警长甚至吩咐他翌日务必前去催缴因敞开窗户而课处的两枚半银格罗申罚金。
核算员重归床榻，辗转难眠。凌晨四点至五点之间，短暂离岗复归的更夫在街上听闻一阵关窗的声响。他循声靠上前去，望见一名男子划燃洋火，继而点亮了一盏油灯。更夫叩窗。拉施身着一袭绿色晨袍推开百叶窗与玻璃窗。更夫责备他此前为何数度呼喊皆置若罔闻。「怎么了，有何大惊小怪！」男人答道，随即将窗扇猛然合拢。更夫自以为惊扰了一个沉睡初醒之人。这次短暂的照面打消了他的疑虑，却也在故事中留下一道后世记述难以化解的悬谜：数小时前高呼失火之人，究竟为谁？
破晓时分，门厅大门依旧半虚掩着。寻常总在清晨下楼前往市集采购早膳的拉施夫人，迟迟未曾露面。小贩上门扣扉，四下寂然。邻里众人心知恐已酿成大祸。警察重返现场。铁匠亦无法撬开自内锁死的门锁；众人最终打碎了中庭的一块窗玻璃。首个探头窥视的巡警骇然倒退，正如卷宗中所录：「满门尽殁，血泊横流。」待大门被破开、医官抵达勘验，室内赫然横陈四具尸骸：拉施、其妻，以及两个幼童。
公寓内部全然不似贫困败落之相。各居室陈设精致，房内尚查获可观的银钱、纸钞、金表与首饰。床榻之上近乎毫无血迹。被害者皆被拖至狭小的厨房内，案发现场赫然遗留着一把斧头、一柄弯刀与一把剃刀。据《皮塔瓦尔》所摘要之法医勘验记录，其妻与两名幼子大概是先遭剃刀切割，继而被利斧斫击致死。拉施腹部受有一处创口，疑为其妻拼死反抗所致；他最终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必须申明，这些结论皆出自数十年后之回顾性司法汇编，而非第一手原始勘验宗卷。
这桩惨案终未走向法庭受审：唯一的涉嫌元凶已然身亡。官府调查断定，并无外人涉足这场屠戮。随之搜集的街坊证言，拼凑出一段日趋破裂的婚姻图景。身为退伍士官的拉施，被邻里描摹为乖戾、固执且日益酗酒之人；他有时醉酒归家，对妻儿施以恶语辱骂。其岳母与妻舅曾屡次苦劝其妻提出仳离诉讼。就在惨剧发生前数日，一场家庭暴力曾引得岳母在门外屏息倾听、随时准备冲入化解；其妻随后却劝母亲离去，称争端业已平息。
然而，杀戮之动因依旧扑朔迷离。私语风评之中曾泛起妒恨之说：此前曾有一位建筑师借宿于拉施家中，直至悲剧发生前数日，拉施强行解除租约，此人才搬离该处。至于有人声称曾见拉施夫人与该男子在安哈尔特火车站幽会，据撰史者考证，亦不过是亡妇胞兄的一面之词。并无确凿凭据能够坐实奸情，更无从将其视为灭门之起因。在惨案被揭发的那个礼拜天，没有任何见证人能确切道出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何事。
十九世纪的编撰者揣度，拉施或是在狂怒或醉意上涌时手刃其妻，继而在意识到幼子将无依无靠之后，转身迁怒于稚童。他亦对杀戮之地大惑不解：为何要将受害人自床榻强拖至逼仄的厨房？为何要留下一扇敞开的街窗？又为何在屠戮之后枯坐近两小时才引颈自尽？面对这一连串谜团，笔录提出了诸般揣度——或为保全昂贵家具，或为透气喘息，抑或纯粹陷入神智木然——却随即承认，凡此种种皆死无对证。作者甚至在纸上构想邻里听闻的呼救，悬想当时是母亲抑或是孩童在哀号。但这终究是1870年记述者的主观拟想，绝非信史定论。
破晓前夕，巡夜人分明瞥见拉施伫立窗前，神态貌似从容。更夫离去之时，浑然不知在那扇方才当面关拢的窗棂背后，刚刚发生过怎样的惨绝人寰。事后，女方亲属领回了母亲与一双儿女的遗体予以安葬；至于拉施的尸骸，则无人问津认领。这桩陈案就此留下了两点微末的确证与巨大的虚空：幽闭寓所内的四具亡骸，以及暗夜中邻人那些终未能阻遏惨祸的零碎听闻。凡能赋予那一夜终极解释的线索——妒火、癫狂、悔恨或预谋——皆湮没在存世证据所能触及的边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