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囊被搁置在田垄间，而那座允诺中的城堡却似渐行渐远。自里昂启程起，玛丽·皮雄便紧随这个许诺给她谋得优渥差事的男子；每一次迂回偏离，他皆称是为了更接近宅邸；每一次无端延宕，他都备有言之凿凿的托词。而此刻，她的换洗衣物、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布匹——一个女佣改换门庭所能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却被抛在了这片荒僻的田野中央。自称是庄园花匠的男子信誓旦旦地保证，稍后自会套车回来取行李。当务之急，是继续赶路。
夜色已深沉地笼罩了蒙吕埃尔周遭的原野。玛丽起初依从他乘上了火车，继而又跟着他踏上幽暗的偏僻小径；随着她对所处之地的愈发茫然，拒绝前行亦变得愈发艰难。引路人格外熟悉这些隐秘捷径，而她所能依凭的，却只有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
这恰恰正是他蓄谋已久的企图。
两百五十法郎的优渥差事
这份于1862年1月在安省巡回刑事法庭宣读、并见诸昔日专门研究的起诉书，使后人得以抽丝剥茧般复原这场圈套的步步杀机。1861年5月，身为贝尔坦遗孀的玛丽·皮雄在里昂以佣工为生。在吉约蒂耶尔桥上，一名男子主动向她打听雇工职业介绍所的地址。攀谈随即顺理成章地围绕着一个合情合理的诉求展开：他自称正为主顾在蒙吕埃尔附近的一座城堡物色一名贴身女仆。
他开出了两百五十法郎的年薪，外加岁末赏钱，声称活计轻省，不过照看几头牲口而已。条件开得如此分毫不差，反倒显得无比真切。这并非从天而降的横财，而是一份恰到好处的境遇改善——分寸拿捏得既足以令玛丽深信不疑，又足以令她患得患失、生怕错失良机。唯一的苛求便是：必须即刻启程。
男子殷勤地帮她搬出行囊，陪同她前往火车站。他身着一袭乡民惯穿的粗布罩衫，身形微偻，上唇有一处颇为扎眼的体貌特征。在当时玛丽的眼中，这些印记不过是一个寻常路人的相貌特征，然而日后，正是这些痕迹成了将其绳之以法的关键线索。此人名叫马丁·迪莫拉尔。
抵达蒙吕埃尔火车站后，他径自将行囊扛上了肩头。这一看似体贴的举动，实则夺走了行进路线的决定权。他一路背负着玛丽的全部身家，直至选定他认为足以弃置财物的荒地；与此同时，他也将这名物主一步步诱离了任何可能获得救援的境地。
被夺走的软帽
行至一处荒无人烟的土岗上，玛丽对同伴的反常举动渐生警惕。他屡次试图诱使她走在前面；忽而俯身贴地，忽而将双手暗暗伸入粗布罩衫之下。司法卷宗记载，她最终停住脚步，断然拒绝再向前挪动半步。而男子给出的回答是：他们已经到了。
四下里哪有半点城堡的踪影，迎面而来的，唯有一截猝然翻出的绳索。
玛丽猛然扬起双手，抛下随身之物，拼死将袭击者推开。绞索勒落，仅掠去了她头上的软帽。她拔足狂奔。奔逃中的跌撞撕裂了她的面颊与手腕，身后沉重的脚步声步步紧逼。她咬牙爬起，翻越铁路旁的道道木栅，终于望见一处透出灯火的屋舍——黑夜中唯一的生路。近深夜时分，她踉跄撞入巴朗村若利家的门扉，疾呼求救。
这绝不再是一桩女佣因受虚假雇佣招揽而心生怨怼的寻常纠纷。斑斑伤痕、破碎的衣衫以及惊魂未定的陈词，迫使官府即刻采取行动。在被送往宪兵队后，她详尽陈述了行经路线与凶徒体貌。然而最初的搜寻并未能当场找回她的行囊：有人早已捷足先登，将东西移离现场。显而易见，此人必定居于附近，方能如此游刃有余地穿行于曲折诡谲的荒郊僻径之中。
一名侥幸生还者的证言，终于为数年来悬而未决的无头谜案扯出了一线至关重要的线头。
达纽村的屋舍
疑云最终引向了迪莫拉尔夫妇的居所。男主人的容貌与通报的体貌特征惊人契合，而他与妻子的供述更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搜查之下，屋内赫然起获的大量物件，绝非含糊其辞便能搪塞敷衍。迪莫拉尔被当场羁押，解押至特雷武，并与玛丽·皮雄进行当面对质。玛丽一眼便将他指认出来，亦有其他目击证人证实曾见其在里昂与玛丽同行。
紧接着，这栋屋舍吐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堆积如山的女式衣裙、布匹衣料、大木箱以及残破的私人物品。这绝非单纯的劫掠之物——每一袭衣裙，都可能昭示着一名从此人间蒸发的女子的下落。办案人员旋即循迹追查这些遗物的旧主。幸存者指认出了行凶者的面目；死难者的至亲则认出了遗物。
1855年于蒙塔韦讷森林中被发现的女尸玛丽·巴代，其悬案借此重见天日。她当年亦是在听信了谋工的许诺后离开了里昂；而迪莫拉尔家中搜出的衣物，经确认为其生前所有。除既遂凶案外，诸多未遂血案亦逐渐浮出水面：奥兰普·阿吕贝尔、若泽芙特·沙莱蒂、让娜-玛丽·布尔茹瓦……皆是在行进途中发觉有异，果断折返并觅得庇护；亦有其他女性弃下毕生积蓄，方从这名恶徒手中捡回一条性命。
作案手法如出一辙：以雇工为诱饵将受害人诱离其所熟悉的市井；以代扛行李剥夺其自主权并令其陷入依附；再以浓重夜色与荒僻险径彻底切断其一切生路。当这一魔网的全貌终于被公之于众时，其反复上演的森冷轨迹令人背脊发凉。
亡殁者的遗物
一只内含玛丽-厄拉莉·比索身份凭证的皮夹，为侦查开辟了新的方向。比索的姐妹们对当年促使她离家的那份招工允诺记忆犹新，其中一人甚至曾在家中接待过前来接引她的男子。然而厄拉莉此去再无归期，她的衣裳，如今却赫然列于收缴的物证之中。
迪莫拉尔的妻子最终指认了数处抛尸埋骨之地。发掘现场重见天日的累累白骨中，正包含了厄拉莉的遗骸。起诉书虽为定罪而极力铺陈种种骇人细节，后世自当视其为司法文献审慎对待，不可将其中每项推论皆奉为不易之论；然而，目击辨认的严密吻合、物证链的铁证如山与现场骸骨的起获，已绝非乡野流言所能解构。
至此，迪莫拉尔与其说是转变了抗辩策略，毋宁说是权衡着招供的深浅。他承认踩点、承认接触，甚至承认曾出现在受害者身侧；但他将一切暴行推诿于虚无缥缈的神秘同伙，却始终无法提供可供查证的名姓与居所。他坚称自己充其量不过是名向导或掮客；甚至对于玛丽·皮雄的脱险，在他口中竟成了自己刻意网开一面、暗中施救的结果。
然而，那名幸存女子分明是拼死推开了逼至面门的绞索，方才在惊恐中夺路逃生。施恩者的谎言，在死里逃生的受害者铁一般的证言面前，瞬间瓦解坍塌。
陪审团之决断
1862年，庭审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开庭。迪莫拉尔与其妻同庭受审。其妻虽窝藏并耗用劫掠所得、浣洗死者衣物、协助藏匿罪证，但其罪责终究与夺命刽子手有所区隔。司法之要义在于依行为定罪量刑，而非不加甄别地捆绑清算恶名。
另有一点必须厘清：尽管坊间充斥着关于性侵的指控与诸多评论家言之凿凿的定性，陪审团最终并未认定强奸罪名。法医鉴定证据并不足以得出确凿结论。历史纪实重申这一司法边界，并非为凶残罪行洗脱，而是为了还原本真判决之界线，厘清世人因猎奇窥私而倾向于混为一谈的深渊。
迪莫拉尔终被判处死刑，于1862年3月在蒙吕埃尔押赴断头台。其妻被判处二十年苦役。遇害者的确切总数，终究超出了侦查所能核实的极限；而盲目夸大推定死者的数目，并不能告慰那些已查明身份的受难女性。
纵观整起惊天罪案的终局之始，唯定格于一名女佣决然驻足、抗拒前行的身影。玛丽·皮雄手中既无寸铁防身，身侧亦无近邻可援，甚至连能否辨识归途亦未可知。她失落了头巾，失落了所有细软，更失落了对一份体面生计的全部幻想。但她保留了足够支撑她叩响生门的力气，保留了足够准确描摹恶徒面容的记忆；正是她的声音，最终迫使那些长年深锁暗室、原以为早已被彻底剥夺声息的死难女子的衣裳，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