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退庭商议，前后不过一刻钟便折返法庭。在此之前，沃尔特·雷利已连续数小时为自己辩白，迎战一场证词屡屡翻覆变易的阴谋指控。然而裁决仅有一语：有罪。他未曾追问陪审员为何得出这般结论，只是提醒他们，此番判决无异于将他的妻子与幼子推向沿街乞讨的境地，随即转身面向诸位贵族重臣，控诉自被捕以来所遭受的不公与屈辱。
这场审判于1603年11月17日在温彻斯特开庭。鲍罗在其著作篇首误印为1602年，但他所转录的审讯纪要则确凿记为前述日期。雷利当时病骨支离、气息奄奄，请求获准坐着应审。但他并未全然丧失沉着：他向相识之人致意，拒绝行使驳回陪审员的权利，并坚决要求获得逐点抗辩的资格。在他周遭，国王任命的钦差大臣、法官与枢密顾问们，早已听罢检方冗长而凌厉的起诉指控。
案卷牵涉数起错综复杂的图谋。雷利与科巴姆勋爵被指控企图废黜詹姆斯一世，改立国王的表妹阿拉贝拉·斯图尔特，并以此博取西班牙与奥地利大公的策应。据称所许诺的六十万克朗巨款，将用于拉拢朝野不满之士。庭审中提及的另一桩所谓“旁生阴谋”（the Bye Plot），据称旨在控制宫廷、胁迫君主。雷利虽仅因第一桩图谋受审，检方却反复纠缠于规模更庞大、声势更骇人的第二桩图谋，声称有人欲擒拿君王及其子嗣。
检察长爱德华·科克言辞酷烈。他指斥雷利为整场阴谋的罪魁祸首，公堂之上对其极尽辱骂之能事。雷利反唇相讥，直言谩骂并非确凿证据。他反复坚称自己自始至终的主张：从未提及阿拉贝拉，从未怂恿筹集西班牙的银钱，更从未唆使科巴姆背叛君上。他并未否认与这位勋爵有所往来或会面，但他坚决驳斥检方对其性质的曲解。雷利辩称，他们所谈皆为私事，无非涉及地租、书籍，以及他认为优于对西班牙开战的议和之策。
整场庭审的枢纽，系于一位始终缺席之人：科巴姆。被捕之后，科巴姆曾指控雷利，其后又对自己的供词屡次推翻、改动。然而，陪审团始终未能亲耳聆听其证言。雷利恳求传唤科巴姆到庭，以便当面质询，并令其澄清自相矛盾的供状。主审官却驳回道，律法并无此项硬性规定，且科巴姆极可能为了庇护故友而在堂上翻供。被告人不得不对抗一个大活人的言词——此人虽被拘于同一座府邸内，却被严密隔绝于法庭之外。
法官们并未将这一抗辩视作细枝末节。他们围绕“二人证原则”、书面供词的效力以及科巴姆指控的分量展开激烈辩论。雷利引述程序正义的保障与宗教典籍为凭；法官席上却以大逆罪的证据法则及囚徒串供之虞予以回绝。雷利无法抹杀科巴姆最初指控过他的既成事实，他唯一所求，不过是让那番言词在自己当面接受质证考验。这一请求终遭断然拒绝。
当控方当庭宣读科巴姆的一封亲笔信时，法庭气氛骤然紧绷。信中将雷利描绘成一名受西班牙资助以牟取私利的掮客。雷利随即出示了科巴姆所写的另一封信函，信中为雷利彻底洗脱罪名，并起誓勋爵从未应其要求参与密谋。对于前者，法官贵族们奉为至宝；对于后者，则斥之为精心编排的脱罪诡计。同一个人，似乎既定罪又赦免了自己的挚友，而雷利却被剥夺了当面追问究竟的权利。
庭上甚至还宣读了一份证词，称一名身在里斯本的葡萄牙人曾预言新王无法加冕，因为“雷利老爷与科巴姆老爷”将割开他的喉咙。雷利质问，一名水手转述的道听途说如何能成为定罪的铁证。检方却冷冷回应称，叛逆生有双翼。整场审判在来往信件、转述私语与对缄默的过度揣测之间游移滑脱；呈堂的每一枚碎片，都被拼凑成雷利自始至终坚决否认涉足的巨大图谋。
量刑宣判之际，首席法官斥责雷利野心勃勃、贪婪无度，并公然表示采信科巴姆的供词。雷利伏首听任国王宽宥，并托孤求存。大逆罪所判处的刑罚骇人听闻：以柳条板车拖拽至刑场，处以绞刑，继而剖腹挖脏、分尸四裂。所幸国王随即暂缓执行；雷利被羁押于伦敦塔内，身负一纸悬而未决的死刑判决——这道判决直至他自圭亚那远征归来后方被再度重启。据鲍罗记载，他在此期间撰写并完成了《世界史》的大部篇幅。鲍罗还叙述道，当雷利听闻其出版商濒临破产时，便将该书未出版的手稿续篇愤然投入火海。这一幕生动呈现了著述者的心血劳作与其印刷商生计存亡之间的惨烈冲突。
自由循序渐进地降临，却从未洗清他的死罪。据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所藏藏品提要，雷利早先已获准在狱卒押解下步出伦敦塔，直至1617年1月30日的国王敕令下达，方才准予其全面释放。那一年，前往圭亚那寻访金矿的远征队扬帆起航。王室觊觎有利可图的进账；雷利则许诺一次功在社稷的航程。他签署了一份载明远征目的地与兵力布防的声明。鲍罗记载称，该文件的原件在英格兰人抵达前便已落入圣多马的西班牙总督手中；在他看来，此乃朝中重臣泄密的铁证。这一控诉出自鲍罗的纪事编年，在此并无独立的文献证据予以证实。
由十二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历经艰难跋涉抵达圭亚那。在圣多马，远征队所属人员挑起战火，整座城镇化为焦土。彼时雷利尚留守外海待命。传来的噩耗却是长子阵亡，金矿亦未觅得影踪。返航已成定局。同袍们苦劝他转舵他乡；然而依据鲍罗所转述的自辩陈词，雷利选择恪守诺言返回英格兰，纵使明知宿敌已在彼岸布下天罗地网。
归国之后，朝廷并未就远征本身的失策对他开庭再审。国王直接重启了1603年的旧日判决。临刑之前，雷利曾企图遁逃，并不惜装病以图拖延时日。负责看管他的同族姻亲刘易斯·斯塔克利告发了他。在走向断头台的路上，雷利发表公开演说，回应了有关勾结法国以及对詹姆斯一世不忠的种种疑云。他承认曾隐瞒出逃之举，但断然否认持有法国方面的委任状，坚称自己一心只想为国王寻获黄金。他亦特别提及，自己对阿伦德尔伯爵立下了由圭亚那返国受审的庄严誓言。
1618年10月29日，他登上了威斯敏斯特的刑台。他请求检视刽子手的利斧，轻抚刃口，甚至对锋刃的锐利泰然说笑。随后他作了祈祷，与在场众人辞别，将头颅安详置于砧木之上。鲍罗记载，手起斧落两次，雷利身躯未见丝毫抽搐，气绝而亡。这一幕最终赋予了他曾在法庭上竭力维系的从容气魄：那并非挽回判决或保全性命的权柄，而是坚守自我气节与立场的终极尊严。自1603年的指控、科巴姆翻覆的信函，到圭亚那被迫的返航，雷利整个司法生涯的宿命，最终悬置于审判未能平息的沉痛诘问之中：倘若指控之辞被断然拒绝当面对质，那它究竟还能证明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