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4月9日清晨五时四十五分，爱丽丝·圣约翰唤醒房东，言道：“泰迪死了。”托马斯·普雷斯顿步入幽暗的卧室，见卧榻之上尸身冰凉，面呈虚浮；他既未亲睹断气之顷，亦不知此前变故。两日之后，一封自霍洛威监狱寄出的信函将死因归咎于磕撞五斗橱。及至公堂对质，两名医师皆判定死于扼勒。陪审团最终裁决爱丽丝·圣约翰无罪释放。
这户人家租居于斯坦莫尔街一栋寓所的二楼两间套房，已有八载光景。房东托马斯·普雷斯顿称，夫妇二人不沾杯中物时倒也和睦，可一旦弗雷德里克酩酊大醉，便争吵不休。男主人的年金按季发放；普雷斯顿言，每逢支领之期，往往即是其狂饮之始。爱丽丝彼时偶有陪饮，平日则不作此态。此番供词勾勒出一种循环的生活常轨，而非连绵不断的恶斗，却为这场家庭纠纷铺垫了深层的幕景——那是无论陪审团判决抑或医者论断皆无法抹除的底色。
卷宗记载，爱丽丝呼救之事发生于“复活节星期日，4月7日”凌晨一点差一刻。然查1896年4月7日实为星期二：原始档案在此将星期与日期误置，笔墨所至，自当存真而不作暗改。彼时其夫仅着法兰绒衬衫，伫立于壁炉前地毯之上，醉意深沉，仍嘶吼索要威士忌。爱丽丝称予其之酒已然过量。普雷斯顿从旁劝解，劝其止饮进食，反遭弗雷德里克厉声逐出。自此，房东再未见其生还。房东亦证称，在此周日之前，弗雷德里克已纵饮近三周，而爱丽丝仅是间歇偶饮。
次周三即4月8日晚，爱丽丝下楼至普雷斯顿卧房订备晚餐：为夫妇二人要了香肠与豌豆泥布丁。据在场者言，她当时略带酒意，却未见烂醉。女佣夏洛特·泰勒曾依其吩咐，代购两先令杜松子酒。房东居室与圣约翰家的起居室仅一墙相隔；楼板、门扉、呼喊与杂沓微响，遂成为横亘在见证人与那一幕无从复原的密室变故之间仅存的藩篱。
夜阑十一时差一刻，托马斯·普雷斯顿闻得弗雷德里克数次呼唤爱丽丝之名，旋即传来类似击掌之声。其妻凯瑟琳与继女爱丽丝·莫德亦隐约听闻动静，然二人追忆细节互有参差。前者忆及掌掴或拍击之声；后者则闻见弗雷德里克犹自讨酒，且诺诺应承饮罢即噤声入眠，其前后皆伴有拍击微响。女佣夏洛特·泰勒同样听闻呼声与相仿杂音，此后长夜便归于死寂。自始至终，无人得见房内实情。
4月9日破晓五时四十五分，爱丽丝惊醒普雷斯顿，谓“泰迪”气绝。普雷斯顿述其当时仅裹一件阿尔斯特长风衣；女佣泰勒则指其身穿衬裙，肩披毛毯，未着紧身上衣。房东步入晦暗之室，探触亡者手腕，顿感躯体僵冷，面目重度肿胀。爱丽丝切求其入内察看，复催促延医。邻人证言皆状其神情惶乱、涕泣呼号其夫之名；凯瑟琳·普雷斯顿拒予威士忌，唯奉热茶一杯以作宽慰。
威廉·肯普斯特医师于清晨六时许赶抵。据其推断，弗雷德里克断气已近六个钟头。尸身横卧床上，头颅肿胀青紫，创痕斑斑；被褥尽堆叠于床尾。医者察知，整张卧榻仅一侧有压卧痕迹。爱丽丝辩称，其夫通宵达旦以首撞击床架。医师细审房中，既无翻覆凌乱之态，铁制床架上亦无丝毫碰撞印记以印证其说。然医师亦记及遗孀身上的沉重酒气，且在离去前，见其径自仰饮了半杯烈性威士忌。
在房东一家的记忆中，酒精始终纠缠不散。凯瑟琳·普雷斯顿证称，曾见一日之内送入三瓶烈酒；她亦曾见爱丽丝周身淤青，指称弗雷德里克求酒不得时便施以拳脚。继女亦证实，男主人醉酒时曾扼其咽喉、出言恫吓，及至翌日酒醒，方痛自忏悔。妇人们所陈并非4月8日之偶发变故，而是揭示了一段杂糅着暴戾发作与温存眷恋的旧日羁绊。在房东看来，爱丽丝于丈夫死后所流露的悲恸，情真意切，并无伪饰。
有一细节未载于初始口供，却在庭审中浮出水面：凯瑟琳与其子、继女次日皆察觉爱丽丝唇角有一圈暗色干涸痕迹，疑为血渍。威廉·肯普斯特医师却指那不过是过度饮酒后常见的褐色沉淀，并无血迹表征。女佣与房东亦提及寓所蓄猫两只，其一名唤“博德尔斯”者，头部负伤流血，向来好蜷卧于夫妇榻上。由是观之，唇边痕迹难为确凿铁证，且将其搬上法庭之证言，亦非案发即时之见闻。
警员在卧房内查扣楼梯扶手刷一把、若干纤维物、枕套与长圆枕上看似血迹之斑痕，以及爱丽丝袖口处一抹微细红印。扶手刷经显微镜检视确含血迹，然医师亦承认恐系家猫所遗；至于寝具之斑渍，则未付诸显微检验。爱丽丝辩解袖上血痕乃丈夫抓搔所致。菲利克斯·肯普斯特医师验得其身上确有多处新鲜抓痕与淤斑，然终究无法断定此等抓伤系出自人手，抑或畜爪。
4月9日夜，康坎农督察将爱丽丝缉捕归案。获悉涉嫌弑夫之由，妇人惊呼：“天哪！难道是因我给他酒喝之故？”旋即解释称，自己因拒不奉酒而遭弗雷德里克殴击致伤；她自言惧其过量饮酒，却又慑于断酒之祸。死者胞弟埃德温·约翰出庭作证，指出弗雷德里克每年自亡父遗产中支取约一百五十镑年金，系终身收益，人亡即止；遗孀分文未得。案卷通篇并未表明，资财足以构成独一无二的确凿杀机。
托马斯·普雷斯顿自霍洛威收受、署期4月11日的信札，再次将死因归结于那具五斗橱：“您心里明白得很，可怜的泰迪横死绝非我的过错；他是撞上了五斗橱才送了命。”威廉·肯普斯特医师未在家具上查见任何磕碰痕迹；菲利克斯·肯普斯特随后亦称，头面钝挫伤或可由长刷击打造成。在医者看来，所谓的意外跌撞断难造成咽喉内部之致命重创。然而，此信既非见证人之笔录，亦非医家之脉案，不过是一名在押妇人亲笔写就、由房东呈堂之自白而已。
肯普斯特兄弟两名医师一致断定死因为窒息勒毙。菲利克斯详陈其舌骨骨折、颈部勒痕、舌吐齿列之间、双目严重充血及头部多处重伤。他推断头部挫创先于勒喉发生，致弗雷德里克陷入昏迷。早先检视尸身的威廉·肯普斯特亦持相仿结论。二人皆彻底排除了跌撞意外足以致使骨折与此等重创的可能。
然而，辩护方层层剖析，直击这套笃定推论之软肋。威廉·肯普斯特不得不承认，死者脏器受酒精严重浸蚀，醉汉失足跌仆本属常事；其本人处理舌骨骨折经验有限，原亦盼有资深宿医复核定论。菲利克斯亦松口承认，长刷上之血渍或源于家猫，显微镜下无法鉴别人畜之血，且寝具血渍未曾施检。他虽仍坚称扼勒乃死因所在，然医学证言固然结论森严，一旦落入巡警搜罗的零碎物件之中，却显得捉襟见肘。
卷宗终篇，并未详载陪审团如何权衡此等纷繁陈词。这场庭审未曾参透深宵异响的真意，未将弗雷德里克的宿怨暴行坐实为致死凶行，亦未敲定每一抹残痕抓印的证据分量。在伦敦市刑事审判长面前，爱丽丝·圣约翰被正式裁定无罪。结局截然划断，案情曲折却迷离依旧。国法宣判了一位妇人的清白，尽管在医官眼中其夫死于非命，而那致命一击，终究无人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