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7年11月20日至21日深夜，约莫凌晨一点至两点光景，查令十字街附近的罗宾逊咖啡馆内，几位客人正准备结账离去。詹姆斯·辛克莱、勒梅里先生及其胞弟，以及纳塔尔先生刚刚分饮了两碗潘趣酒。据他们证述，理查·萨维奇、詹姆斯·格雷戈里与威廉·麦钱特推门而入，已然带着几分醉意与躁怒。女店主埃德斯比太太起初将他们引至另一间偏室，可三人片刻也不愿安坐。
萨维奇后来辩称，他从里士满折返伦敦，是为了结清一间出租屋的欠款，因他无力同时负担乡间居所与城中住处的开销。他在途中偶遇格雷戈里与麦钱特，便答应与他们通宵共处，待翌日清晨再返里士满。三人只想找个落脚处打发长夜；萨维奇坚称自己不知这间罗宾逊咖啡馆的名声底细，此前亦从未涉足。他本拟与同伴熬过残夜，见罗宾逊店中亮着烛火，这才进去歇脚暂避。
然而，这伙人强行闯入了先客们即将尽兴散席的厅堂。据数名目击者称，麦钱特飞起一脚踹翻了折叠桌。埃德斯比太太当即厉声抗议；女佣玛丽·洛克回忆道，她起初竭力劝阻新来的客人稍安毋躁，许诺待那几位绅士离开便将厅堂腾给他们。可来者蛮横不耐。玛丽·洛克称，麦钱特甚至已抓起一把椅子向女店主砸去。此时，原在饮酒的客人们纷纷向厅堂深处退避，萨维奇与格雷戈里则拔出了佩剑。
在场的供述对具体的打斗细节各执一词。纳塔尔并未亲眼见到萨维奇刺击辛克莱。他只看见格雷戈里夺过辛克莱的剑，随即与对方扭打在一起；他还陈述自己听到辛克莱凄厉地喊道：“我命休矣！”顷刻之间，桌上的烛火悉数熄灭。然而，勒梅里却坚决声称，自己分明看见萨维奇趁辛克莱俯身弯腰之际出剑刺中了对方。他说那年轻人顿时面如死灰，惊愕驻足片刻，旋即试图夺门逃窜。勒梅里死死扯住他，直至灯烛尽灭、陷入一片漆黑。
纳塔尔供称，格雷戈里曾拔剑逼迫辛克莱交出兵刃。一番交手后，格雷戈里手中不仅握着死者的佩剑，还攥着自己折断的半截剑身，转而又厉声索要纳塔尔的佩剑。两人随即扭打。纳塔尔最终夺下了辛克莱的剑，却无法断言格雷戈里究竟是自行失足跌倒，还是被他击倒在地。他既未看见麦钱特手持任何兵刃，混乱爆发后也再未在房内见过此人。显而易见，纳塔尔仅目睹了厮杀的局部；而勒梅里则一口咬定，萨维奇所刺的那致命一剑，恰与辛克莱临终前的指控完全吻合。
黑暗之中，缠斗仍在继续。勒梅里证实，女佣玛丽·洛克死死缠住萨维奇，扯落了他的帽子与假发，萨维奇挣脱之际，致使玛丽头部负伤。他最终逃至后院，巡逻的士兵随即将他与麦钱特一并擒获。其余客人则留下来照料奄奄一息的辛克莱。当时在场的简·利德自称目睹辛克莱中剑；她解开伤者的外衣，让玛丽俯身吮吸创口吸出污血。女佣跪地照做，创口却已无血涌出。
辛克莱并未当场气绝。11月21日，众人请来泰勒牧师为他祈祷送终。纳塔尔当场询问伤者究竟系何人所伤。泰勒牧师虽未亲自发问，但在旁完整听取了对答。他听到伤者的回答：那个身穿黑衣、身材较矮的人刺了他；而那个身材较高的人夺走了他的剑。在利德看来，这番体貌特征分明指认了萨维奇与格雷戈里。受害者在指控真凶后溘然长逝。
然而，转述的临终遗言亦非铁板一块。一名在斗殴刚止时赶到的更夫作证称，他听见辛克莱说自己在佩剑尚未出鞘时便已中剑；另一名更夫则听他说这是极“卑鄙”的一刺。辩护方据此力争，认为这些言辞与声称辛克莱拔剑拒敌的证词截然相悖。利德一口咬定辛克莱从未与被告交谈半句；纳塔尔却坚称辛克莱曾与格雷戈里互有言语交锋。到了法庭之上，关于那个风暴之夜的还原，便在混乱嘈杂中的纷纭记忆与垂死者榻前的只语问答之间拉扯撕裂。
外科医生威尔基检验了伤口，创口位于左腹近肚脐处，剑锋险些贯穿肾脏；据他判断，此剑伤正是致死之因。法庭盘问时，医生指出，除非辛克莱是左撇子，否则在采取防守姿态时断不可能受此重创。这一法医学论断虽被纳入战局目击者的叙事拼图，却终究未能弭平成见与证词间的裂痕。
在庭审中，格雷戈里辩称他们强入厅堂仅为烤火取暖，掀翻桌子纯属意外。辩护律师则全力攻击证人的操行底细以及咖啡馆的风评。另有证人指出，惨剧发生后，纳塔尔曾出言威胁被告。纳塔尔承认自己在盛怒之下或许说过要私下找块荒地自行处决他们、不受法网羁绊等气话。然而，多位出庭为纳塔尔作保的绅士，一致力证他平日为人谦逊有礼、品行端方。
简·利德的证词可靠性同样遭到质疑。约翰·皮尔斯出庭作证，称利德曾私下告诉他，早在佩剑出鞘之际她便已逃离现场，根本未见中剑一幕。他指称利德为“声名狼藉的妇人”。然而利德坚决咬定，自己亲眼看见萨维奇刺杀辛克莱，并在其死前守护榻旁。辩方还传唤了玛丽·斯坦利，她证实辛克莱此前曾卷入另一桩私斗，但其对手并非纳塔尔。这些枝节证词并未推翻罗宾逊咖啡馆内的惨象，却迫使陪审团审慎权衡陈述者的品性分量。
被告一方亦有贵人庇护。数名显贵出庭为萨维奇等人的人品作保，称他们素来温和敦厚、不喜争执。辩护策略极力强调斗殴之突发，绝无蓄谋成分。法官当庭厘清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案情：其一，双方在遭受挑衅后互殴厮杀，此情形可归入非预谋杀人（manslaughter），在量刑上轻于谋杀；其二，行凶者无故发难，穷追不舍直至将人戕害。法官明确阐释，在后一种情形下，纵使争执起于仓促，国法亦可将其裁定为谋杀。
庭审鏖战了八个小时。陪审团最终裁定：萨维奇与格雷戈里犯有谋杀罪；麦钱特则被判非预谋杀人罪。检方原本以同一项谋杀罪名起诉三人，陪审团却对其罪责做出了甄别，至于其间裁量的确切法理与动机，博罗的纪实并未留下详尽记录。
12月11日，萨维奇与格雷戈里重返被告席听候死刑宣判。萨维奇当庭陈词。他并未试图重启自我辩护，而是恳请法官明辨预谋凶行与一时冲动之别，并指出已被免除谋杀死罪的麦钱特，才是将同伴卷入这场灭顶之灾的始作俑者。他随即补充道，自己绝非意在构陷麦钱特，亦非嫉恨其所蒙恩典；相反，在这般泼天大祸之中若无同伴陪葬，反而最能稍宽他的痛悔与凄楚。
麦钱特被处以掌心烙刑。数周后，萨维奇与格雷戈里获准保释，以便向王室呈递恩赦请愿。1728年3月5日，两人正式宣读并获受王室赦免，保释人当庭开释。这并非陪审团推翻了先前的铁案，而是一道更高的法外恩典——降临在这两名已在公堂之上亲耳领受“死刑”宣判的囚徒身上。在罗宾逊咖啡馆内，目击者曾见翻覆的木桌、出鞘的寒刃，以及骤然熄灭的烛火。而烛火熄灭后的余波，将三人的宿命彻底割裂：两人被裁定为杀人凶犯却终免一死，第三人则带着掌心的焦黑烙印，走向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