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雷诺兹本以扎扫帚、制拖把为业，手艺所得尚足自给。某夜，他流连于贼盗出没的酒肆，结识了一名唤作巴纳姆的前水手。据纪事所载，此人深谙诡谲骗术，堪称老手。雷诺兹倾听其吐露之江湖逸事与行窃格言，次夜便由听客沦为行家：他向一名熟知其形貌底细的男子下手，夺走了一件大衣与一枚先令。然而，随之而来的罪名，却全然偏离了他意图引导的方向。
编年史家未曾具载失主名讳，亦未详案发年月。不过，案卷载明了雷诺兹受审时的申辩之辞：他声称对方之所以交出大衣与铜板，实为封口，意在阻止雷诺兹指控其行鸡奸未遂之举。直至绝命之时，雷诺兹始终咬定此说，坚称未曾诉诸强暴手段索取财物。尽管如此，判词依然载明，陪审团裁定其公诉罪名成立。
其人出身贫寒。父母曾送其入学，但据档册记载，他生性怠惰，未见寸进。在他操持帚业之前是否受过其他行艺熏陶，今已不可考。他常辗转于各大集市兜售扫帚，此项生计至少保其衣食无虞。原著特笔申明此点，意在断绝其出于“穷蹙无计”之托词；此等是非定论，固属修史者之诛心之论，而案卷确凿之实，则为其自食其力之手艺与后来所结交之匪类。
雷诺兹常往之地，乃上穆尔菲尔兹与中穆尔菲尔兹之间的竞技场。史籍将该处描摹为百戏博弈、赌彩喧腾之所：其间既有击棒、相扑与掷铁饼，亦有掷硬币、九孔戏等赌局。纪事作者由是泛论其弊，断言嗜赌必致囊空，而求财无门终使流连此地者滑向盗劫。
在竞技场近旁，雷诺兹寻得一处幽暗酒肆，每夜必至。据称，不少宵小在结伙作案前皆聚于此。前水手巴纳姆行窃近二十载，在座中向来居于首席。余人无不洗耳恭听其品评绿林变迁。字里行间，俨然将这番阔论视若门径授受之课；史家称雷诺兹听得凝神入骨，初时倒未必尽数通晓诸般伎俩。
巴纳姆常将往昔的大道劫匪与当下的鼠窃狗盗相提并论。在他口中，前者多为家道中落之破落绅士，后者则尽是因困窘或厌劳而转行拦路打劫的小贩与工匠。他扬言，昔日豪客凭一匹骏马、两柄短铳，便足堪维系一两年体面排场。他又追述诸般往事：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夺人帽弁假发，有人能在薄暮之际巧取佩剑，更有人能无视锁钥径入门户。他甚至宣称，老辈好汉专挑金银堆积、锁入重柜的耄耋富户下手，仿佛盗行反倒替天行道、让死财重归流通。巴纳姆更称，昔日魁首朝中有人，往往能脱身于绞架之下，再获资财度日；反观今之末流，既无身手，亦无门第。他将这股豪气的衰微，归咎于安妮女王之战与《乌得勒支和约》，言谈间唯独推崇谢泼德与弗雷泽等寥寥数人，以为唯其尚存古风。酒酣耳热之际，座中宾客亦竞相附和，转述所闻前代大盗之神异功绩。案卷备述这些回忆，无非借“孤勇精妙”之名美化罪愆。叙述者直言听众无不为之神夺，更点明正是这杯中物与江湖论，彻底扭转了雷诺兹对盗窃的顾忌。
著者断言，雷诺兹实乃鲁钝无谋之辈，听罢未几便欲躬行所闻。他终究谋取了前述的大衣与先令。待到落网对簿公堂，他企图反唇相讥，构陷控方行径卑劣，妄图以两败俱伤之态混淆视听，令陪审团无从定夺。然而此计未售，罪名终坐。
临刑数月前，纪事将他描摹为一个智识昏昧、少受教化且心性反复之人。他偶尔亦肯垂听布道教诲，尤喜听斯密朗诵经文，祈求天主施恩宽恕。在狱中礼拜堂内，其言行据称颇识大体，虽谈不上虔诚肃穆。卷宗将此种转变，归结于他终于摆脱了诱其入歧途的狐朋狗党。
雷诺兹早年迎娶一清白贫妇，育有三子。其后他另结新欢，抛妻弃子，坐视妻子独力抚育幼雏。然而，每逢妻子至班房探视，他反倒怨愤所携银钱不足，出言乖戾。此节足见其人前倨后恭：昔日弃家不顾，今日反向发妻索求救济。
雷诺兹死于1726年，寿仅二十六岁有余。纪事极力彰显的反差，乃是一名本有手艺傍身的工匠，何以受诱于匪类与虚妄之谈，竟将盗行视作本领。然而，至于引他走上绞刑架的那桩具体案由，读者至今仍面朝两副面孔：一面是陪审团定罪的抢劫罪名，另一面则是他至死未改的极力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