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8月2日，阿多尔先生步入贝尔泰的卧房，准备签署关税登记册。他落座并签下了第一处姓名。正当他提笔欲签第二处时，贝尔泰骤然向其开枪射击。工人们闻枪声仓皇赶来，撞开反锁的门扉，奋力夺下稽查员手中的凶器。彼时阿多尔尚存一息，众人的注意力悉数聚于伤者身上。就在众人竭力施救之际，贝尔泰竟趁隙取出一柄备用枪械，饮弹自尽。在这间卧房里，一场夺命暴行打破了寻常的劳作图景，更揭开了一批预谋已久的密档文稿。
坐落于沃日拉尔的这所化工厂由阿多尔与博奈尔二位先生共同经营。关税署特设两名公职人员进驻厂区，专门监视依法享受免税待遇之食盐的分解工序。贝尔泰充任此职已有约莫三载。在尚帕尼亚克的笔下，此人生性乖戾、阴沉且孤僻；厂方主事曾屡次向关税署长官具状弹劾，力陈其弊并恳请调换，却始终未获允准。
是日清晨七时许，阿多尔抵达工坊。按平日惯例，他原拟随后前往伊西拜谒其父。庭院之中，他正与工头及数名工人欢言叙谈。贝尔泰缓步走近，请其上楼核验并签署册籍。阿多尔毫无戒心，欣然随其前往陈放文书的卧房。他方才落座提笔，背后便遭枪击，子弹贯穿其身躯。
沉闷的枪响伴随呼救声惊动了院中的工匠。众人奔至门前，发现门扇一如贝尔泰平日的孤僻习惯那般紧闭反锁，只得合力将其强行破开。一名工人率先闯入室内，赫然望见重伤的阿多尔正与凶手拼死搏斗，而后者手中的手枪仍对准其胸膛。工人疾步上前痛击贝尔泰手臂，震落凶器，将其掀翻在地。其余工友随即簇拥到伤者身侧。有人意欲推开窗扉引透晨风，却惊见窗棂早已被人预先用铁钉死死封死。
在场见证者犹自抱持挽救东家性命的冀望。倒卧于地的贝尔泰冷眼旁观，神情木然毫无波澜。一名感念主家恩遇的工匠厉声责骂他砸碎了众人的饭碗；贝尔泰唯冷漠回应道：那也只能由它去了。当有人警告他国法威严终将来临并予以惩处时，他泰然宣称自己毫无惧意。尚帕尼亚克所录下的这些供语，令整座凶案现场平添了一层令人胆寒的残酷：受害者命若游丝，伙计们奔忙抢救，而行凶者却对自身的下场无动于衷。
片刻之后，房内又响起一声枪鸣。原来贝尔泰趁众人慌乱不备，匍匐挪动至矮柜下方，抽出了藏匿的另一柄枪械。他已自行了断。几乎在同一时刻，阿多尔亦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警方巡官与宪兵士官闻讯疾驰而至，随即下令对卧房及矮柜展开地毯式搜查。
搜查人员在柜中起获另外四柄装填停当的手枪、一支火枪，以及充裕的火药与铅弹。与此同时，大批手稿亦被查扣。书架隔板上整齐码放着三十二份文书，皆指名呈送首席检察官，逐一编注页码并附有副署签名。其标目若《予之最后沉思》《余之绝笔遗叹》，俨然是一套排布严饬的司法卷宗。贝尔泰在其中自陈数年前曾遭人投毒暗害，并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此后自行服用的诸般解剂。他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心智清明、绝无狂悖迷乱。
在另几页手稿中，他写道自己誓要取四人性命，并明确点出了工坊两名厂主、一名寄居厂内的妇人以及一位前任女佣的姓名。他写明，纵使自己力有不逮只能诛除一人，余者亦当交由冥冥天理予以惩戒。有些纸页记叙其病痛暂缓、复仇之期因而推延；另一些字句则充斥着痛楚复燃的癫狂与图谋重启的决意。读者展读这些字句，并非将其视作行凶动因的可靠注脚，而仅仅是贝尔泰在戕害生灵前亲笔留下的独白。
手稿中甚至详尽拟定了欲为其中一位目标构筑的墓碑样式，以及为其自身安排的出殡丧仪。他甚至狂想若被他点名之人侥幸苟活，便须强令其为自己抬棺送葬，并在掩埋后将其一并掷入幽深的墓穴殉葬。诸般阴郁的算计令这批文稿弥漫着预作恶事的森冷气息，却不足以证明他对名单上的每一个人皆实施过行刺。8月2日清晨，惨祸终究只落在了阿多尔一人之身；而纸上其余饱受怨毒的目标，并未在历史记录中成为这起事件的受害者。
整叠文卷的顶端覆盖着最后一份文书，具结日期正是案发当天，呈送法办官长。此外，在其遗体腋下，搜查官亦寻获了一份遗嘱副本。他在绝笔中自称大限已至，必定要拖拽至少一名仇家共赴黄泉。这些精心抄撰、齐备列于架上的文书，固然在自我剖白中显露出深思熟虑的预谋痕迹，却始终未能为他选定的杀戮对象提供任何合乎常理的动机。
纪事作者尚帕尼亚克特别提及，贝尔泰生前展现出异乎寻常的宗教虔诚。他常于教堂之中长跪匍匐、默诵经文，其寝室四壁更是贴满了圣徒画像。如此虔敬仪轨与凶残暴行之间的巨大落差，致使作者将其归咎于神智错乱与“偏执狂”（monomanie）。然而，这不过是1833年一位史料编纂者借用的彼时精神病学辞藻，绝非现代医学意义上确凿公认的诊断定论。贝尔泰的亲笔供词咬定自己遭人暗中毒害，但案卷内并无任何物证表明投毒一事曾经真实发生。
惨案次日，曾为贝尔泰修面理发的剃头匠主动前往巡官处报案，供述数日前理发时的一段异样交谈——贝尔泰曾反复探问，倘若有人趁修面之际猝然割断喉管，其凶险狠绝将至何种境地。纪事将此项陈述列为事后追溯的惊疑之兆，却并未将其坐实为另一桩罪案的筹谋证据。这充其量是一位见证者在血案发生、凶手伏诛之后，对往昔偶拾之言所作出的惊惶重省。
围绕贝尔泰案发前的行止轨迹，尚存有一道难以索解的矛盾。据其遗稿所述，他曾数次谋划针对厂主及旁人的刺杀。然而，就在惨案发生前夕，自8月1日起，关税署刚刚核准将其薪俸每年调资四百法郎。他此前甚至曾亲赴关税署长官宅邸当面致谢——尽管卷宗并未详载拜谒的准切时日。在自叙残卷中，他自称前往拜见本意欲痛下杀手，只是因沿途撞见数名行人才中途作罢。这一后见之明的叙述完全出自贝尔泰的一面之词；而那项刚刚生效的升迁优渥待遇，显然难以与一个因生计怨怼而铤而走险的底层官吏形象相吻合。
这篇历史档案的笔触最终凝固在起获的卷帙文书，以及尚帕尼亚克试图从中梳理出的主观推演上。由于凶手当场毙命，卷内既未记载任何涉案幸存者的公审，亦无官方司法机构作出的定案判词。无辜的阿多尔先生终因伤势过重撒手人寰。那些密档宣判了四条性命与一场执念深重的复仇，然而在沃日拉尔的工厂深处，最终倒下的却只有那位受骗上楼画押的东家一人。在缜密的谋杀准备与虚无的作案动机之间，历史并未消解这一悬案；它仅仅展现了一群工匠在撞开闭锁之门后，所目睹的那场被密档深藏已久、终至轰然爆发的惨烈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