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11月3日，在女婿罗伯特·索尔·唐纳尔家中，伊丽莎白·唐宁端起第二杯可可茶，方啜饮数口便觉恶心欲呕，剧痛难当。她将残羹递予长子塞缪尔，后者顺手搁在桌案之上。两周之前，她便曾在这同一处宅院饮茶后罹患重疾。妇人旋即忍痛还家，腹内绞痛不止。及至翌日清晨，她已撒手人寰。五个月后，唐纳尔解赴朗塞斯顿巡回法庭，被控投毒谋杀。控方手中握有债务账目、家产争端、一只茶盏，以及一位自认查出砒霜的医者；而辩方则以一系列足以摹拟该化学反应的实验，同其分庭抗礼。
伊丽莎白终年约六十四岁，寡居，育有六名子女，寓居于法尔茅斯，与女儿哈丽特及女婿的宅第相距不远。唐纳尔数年前在此行医立业，并于案发前一夏迎娶哈丽特。公诉代理人伦斯大律师以经济动机切入案情：唐纳尔尚欠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斯及亡妇之子塞缪尔·唐宁多笔款项。伊丽莎白家资颇丰，且其产业早因婚前协议而受到周全保全。这幅唯利是图的图景乃由控方单方勾勒，其本身并不能构成谋杀之确证。
债主亚伯拉罕斯出庭作证，称其曾于1816年2月借贷五十镑予唐纳尔，5月间又借五十镑。外科医生曾许诺婚后即予清偿。伊丽莎白辞世前夕，亚伯拉罕斯屡次登门索债。据其回忆，唐纳尔当时答以欠款不日即可如数奉还，“唐宁夫人活不长久了”。然而在辩方律师盘问之下，证人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保证一字不差，仅凭昔日密友间的谈话印象转述大意。此言虽足以震慑陪审团，但其措辞之模糊软弱，自第一轮作证便已显露无遗。
在此之前，伊丽莎白的初次抱恙便已与唐纳尔家结下疑窦。10月19日，她在儿子家中用罢正餐且身体安泰，随后前往唐纳尔家饮茶。归家未几，她便呕吐不止、胃部剧痛并伴有痉挛。她卧病数日方告痊愈。其女约旦夫人陈述称，当时曾以热布敷其腹部，此法乃唐纳尔亲口建议。在检方眼中，这次前恭后倨的病发无非是为次月的杀局铺垫试探；而在辩方看来，此节并不能锁定唯一病因：相同症状完全可由其他脏腑宿疾所致。
11月3日主日，伊丽莎白对是否再度过访女婿家颇显犹疑，据称曾言及上次赴宴后身体不适。然而，她终究还是前去赴午后茶会。其子塞缪尔·唐宁详述了狭小内室的情形：伊丽莎白倚炉火而坐；唐纳尔居其对面；其余亲眷围坐于案旁。可可茶自厨房端出。唐纳尔起身穿行于数位宾客身后，递予岳母面包与黄油。恰在此际，茶汤溅湿了他的衣袍。其子爱德华见状询问何故，唐纳尔默不作声。他重归座席，旋即因邻人登门求治拔牙而暂离内室。
伊丽莎白刚饮下第二杯可可茶，面色骤变。她自诉痛苦万分，遂将残茶递给塞缪尔，后者随手将茶盏置于桌上。老妇央求开门，即刻挣扎还家。少顷，她剧烈呕吐，命侍者取盆来接。其女约旦夫人忆及，母亲深恐十月间的恶疾重演。这处宅邸并未上演惊心动魄的戏剧场面；整桩叙事所围绕的，不过是些琐碎平庸的起居琐事、一只移置的残盏，以及数月后拼凑还原的朦胧回忆。
是夜，塞缪尔力劝延医诊治。唐纳尔则推脱称当施以和缓之药，并声称已给岳母服下了镇胃之剂。直至凌晨四时许，爱德华兹医生方始赶抵。他见伊丽莎白神志倦怠，脉搏微弱。唐纳尔向他提及“霍乱腹疾”（choléra morbus，即急性消化道病症）。爱德华兹断定患者已濒绝境。及至早晨八时许，妇人咽气。证人证言固然坐实了病势之凶险万分，但对究竟何物致此暴毙，彼此却各执一词。
气绝之后，唐纳尔即刻催促督造棺木，声称尸身必将浮肿，且鼻窍已有汁水渗出。然而爱德华兹医生却表明，自己既未见此类征候，亦觉无急于下葬之必要。随后，唐纳尔又径自前往莫利墓园查看家族墓穴之修整。他自辩称系因需赴埃尔福德或莫纳乔鲁姆诊视病家而顺道经行；然而当日之摆渡人却证称并未见其渡河。塞缪尔·唐宁更指称唐纳尔重返墓地催逼工匠加紧施工。在庭审法官与陪审团眼前，这些细枝末节皆化作了可疑之蛛丝马迹；但若孤立审视，无一能成为毒杀之铁证。
一封寄往法尔茅斯市长的匿名信，终将这场私室猜忌化为官府勘查。信中直指伊丽莎白两度赴女婿家饮茶后皆发暴疾，其情状与中毒无异。塞缪尔持此信抄本质询唐纳尔。据其忆述，其姐夫阅信时浑身战栗，以致书信脱手坠地，更叹谓此信必令其在全城身败名裂。塞缪尔特地澄清，彼时自己并未起疑，只道是小人恶意攻讦。印刷小册如实保留了这种庭审事后追忆与证人案发当时心境的微妙错位。
亡妇下葬数日后，尸身启衅剖验。爱德华兹剖开胃囊，将胃内容物倾入一容器中，严命众人切勿触碰。岂料待其转身，器皿已空。唐纳尔供认已将残液倾入注满清水的便溺夜壶之中，辩解称未料此物事关紧要。井水严重稀释了检材，令后续化验步履维艰。爱德华兹检视见胃肠皆有炎症红肿，断定此等病变绝非自然疾患所能致，必系砒霜夺命无疑。
爱德华兹所施之化学检验，成了整场科技交锋的风暴之眼。他在检液中注入硝酸银，析出黄色沉淀；复滴入硫酸铜，则现绿色沉淀。他据此认定砒霜之存在确凿无疑。街市医官斯特里特附和其胃肠红肿之说，亦断定亡者服用了腐蚀性毒物。然而，化验终究未曾还原出单质金属砷：残存之检液既遭稀释，已不足以进行当时权威学界认为最具决定性的还原测试。
辩方随即传唤数名医官与化学通才出庭驳难。尼尔医生、约翰·塔克与库克沃西医生一致论证，此两项显色反应绝非金科玉律，人体内自有之酸液，乃至若干食物残渣，皆可生成肖似之沉淀。他们提及伊丽莎白生前曾食兔肉与洋葱，并当庭展示了实验室成果：将洋葱汁与硫酸铜混溶，赫然亦能呈现相同之绿色沉淀。辩方并未断言伊丽莎白必死于霍乱，仅指明现有测试尚不足以证明砒霜之存在；数位医官亦认为，死者表征与急性霍乱全然吻合。
辩方进而传唤仆役证人以明起居之常情。女仆证称可可茶皆在后厨烹煮；老夫人离席之后，自己曾将杯中残羹饮尽，并未染疾。一名青年侍从则证实，11月3日向晚确有一名妇人登门延请唐纳尔拔牙，致其离席外出。邻里同僚亦纷纷出具品行证言，盛赞其仁厚慈悯。这幅良医图景固然无法解开那只残盏的物理谜团，但它已作为辩护全案的一环，深深印入陪审团脑海。
纪实册页注明，主审法官查尔斯·阿博特“大致”循小册所载之辞进行了事实梳理。在总结陈词中，法官劈出两个截然有别的法理枢纽：其一，伊丽莎白是否果真死于鸩毒？其二，此毒是否确由唐纳尔所投？他条分缕析了两次过访后的发病始末、爱德华兹的独断与科学界的质疑。针对第二点，法官极力强调，并无一人亲见首杯可可由何人奉上、内盛何物；唐纳尔从岳母身后走过固然提供了投毒之机隙，然并无旁证见其投掷任何异物。法官更告诫众人，闻信战栗抑或意图避走，未必等同于俯首认罪。
退庭商议约二十分钟后，陪审团返庭宣判：被告无罪。这份历史记录并未指明，陪审员们究竟是认定了死于自然疾患、认定了绝无投毒之事，抑或仅是判定针对唐纳尔的控罪证据不足。正如控方的疑窦难成铁证一般，今人亦无法将这份判决附会为一份昭雪清白的科学检验证书。这场审判终究凝固在这一道分野之上：一名妇人在两度过访女婿后暴卒；法庭穷究了显色反应的虚实与形迹可疑的举止；而肩负裁量大任的陪审团，受命评判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一桩悬空的化学假说——他们判他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