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克里斯普满身是血地折返回内兄宅中。就在片刻之前，席间尚有人问起他的去向；阿伦德尔·科克当时答称，料想他已摸黑自行回家。对于围坐共进晚宴的至亲而言，这番解释本已足够。然而，当本该离去之人再度现身，这番说辞便立时土崩瓦解。克里斯普面部连遭数次重击，在邻近的墓园中昏厥倒地；及至他苏醒过来、步履踉跄之际，双足却阴差阳错地将他带回了这所早已备好其死期的深宅大院。
这度重新迈进的门槛，才是整桩大案的真正开端。按原定计划，席间本该永远空出一席；旁人本会谈论他的离去，搜寻他的踪迹，最终寻获他的尸首。而这位幸存者的归来颠覆了一切。面对接踵而至的盘问，他此刻尚无法一一作答；但他至少能断定一件事，且任凭内兄如何百般辩解亦绝不动摇：第一记重击落下之时，科克就紧挨在他身侧。
元旦夜宴
那是1722年初，萨福克郡的贝里圣埃德蒙兹。元月一日，科克在宅中宴请克里斯普与一众姻亲。娶了科克之姊的布朗携妻女应邀赴宴；科克本人所娶的，则是克里斯普的胞姊。在这群男子之间，羁绊远非寻常客套往来可比：联姻的纽带让每一家都有充分的理由坚信自身绝无凶险。
据布朗日后陈述，他抵宅时见克里斯普与科克正在起居室饮酒。女眷们皆在楼上；众人随后登楼用膳，饭毕男人们复又下楼。无论从宅邸的格局还是时辰的推移来看，皆无半点异样之兆。然而，恰恰是这种寻常表象，在日后证词的重构下显得尤为阴森可怖。正当众人沉浸于平淡的晚宴叙谈时，科克却屡次离席，出而复返，返而复出——他在暗中料理另一场幽会，一场严禁家眷知晓的密谋。
开席之前，科克便向克里斯普提议去探访范妮·蒙克夫人。据克里斯普回忆，晚间十时许，科克将其唤出起居室，引至墓园。两人在蒙克夫人宅前徘徊数圈，却始终未曾登门。审判记录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位夫人卷入了这场伏击；她的住所不过是个诱敌的幌子，若强加附会，实属不公。
当夜漆黑如墨。克里斯普清楚记得空中并无月色。科克忽然驻足，发出一声类似呼哨的暗号。异响令克里斯普心生不安，下意识地贴近墙边。恰在此时，一人自身后骤然逼近，施以重击。克里斯普当即昏厥。他未能看清凶徒的面容，亦不知自己在地上昏迷了多久。证人认知止步之处，历史的视线亦当戛然而止。
索命酬金二十镑
伏击暗处的凶徒名为约翰·伍德本。庭审之时，他供认曾用一把砍柴钩刀猛击克里斯普。谈及当夜为何潜伏于墓园，伍德本将缘由追溯至科克数月来接连不断的威逼利诱。他陈述了自己的推脱、生计的艰难，以及主雇如何不断翻出昔日恩惠向他施压。他家境赤贫，妻子早亡，尚有幼子待哺。依伍德本之言，昔日的恩情最终化作了一笔可怕的重债，对方竟以此勒索一桩骇人听闻的血债作为偿还。
科克据称许以二十英镑的酬金取克里斯普性命。伍德本详述了数次密会、内心的动摇、行凶当日饮下的烈酒，以及在墓园莫里斯门廊旁的漫长守候。他承认刀斧加身之举，同时坚决咬定：在他连番劈砍之际，科克始终在身旁督阵。这番口供虽坐实了陈述者自身的罪责，亦显露出分摊刑责的意图，法庭对此心明眼亮。
主审法官极为谨慎地告诫陪审团：伍德本的口供仅能作为指控其本人的证据，绝不可直接作为定罪科克的依据。两套叙事虽犬牙交错，非互参不足以见全貌，但绝不能因此沦为相互替代的定案铁证。这道司法界限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记录伍德本的供词，却不能赋予其凭一己之言裁决同案犯生死的权力。
其他证人相继登台。伍德本之女安妮作证称，当晚曾见父亲携柴刀外出，幼童们当时只当父亲是要进山伐木。其女萨拉则描述了科克频繁的密访与交谈。铁匠约翰·卡特更道出一段愈加耸人听闻的隐情：科克早先曾找上门来，企图买通他去割下一个活人的头颅。卡特起初只当是一句恶毒的玩笑，断然回绝。法庭之上，一张网罗刺客的罗网随之显现，满是利诱与抗拒；最终落下的那一记凶刀，绝非幕后主使所试图收买的唯一双手。
意外的继承人
为何偏偏要除掉克里斯普？此案由受害者本人给出了答案。他膝下无子，亦无兄弟，最近的直系亲属唯有三位胞姊。科克的妻子便是其中之一。一旦克里斯普身亡，其妻便可继承每年一百英镑的稳定进项。是以，此案并非一份将整座家产悉数拱手让与内兄的遗嘱之争。索命的凶谋与预期的私利，全系于这位妇人一人之身；而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对这桩弑亲血案有过丝毫的首肯。
裁缝罗伯特·穆恩言之凿凿地宣称，早在数年之前便听闻科克谈及这笔遗产，并扬言出资除掉克里斯普。直至宣判一刻，科克仍对这番证词提出严词抗辩。因而，这段久远的图谋始终停留在未经证实的控告层面。然而，狱吏威廉·韦瑟雷尔转述的科克亲口供词，却彻底封死了他的辩护余地：科克承认了谋杀企图、雇佣伍德本之事，以及亲手将克里斯普送入杀手伏击圈的行径。
狱吏进一步招供，科克曾当面斥责行凶者办事不力、未能斩草除根。警官查尔斯·威利特则呈上了一件物证：根据伍德本的指引在其家中搜获、并经其当堂指认的柴刀。言辞在被告、狱卒与法庭之间回荡；如今，凶器亦冰冷陈于堂上。物证无需多言，接下来登场的，是外科医师关于受害人面部惨状的陈词。
呈于陪审席前的鼻梁
元旦当夜十一时许，外科医师斯图金被紧急传召至科克宅中。彼时克里斯普失血甚巨。医师当庭详述了死里逃生者头面部的七处重创：一创贯穿面颊，另一创则将鼻梁生生劈开，直裂入鼻孔深处。医师仅用一根缝线勉强将伤口闭合，那道可怖的裂痕依然历历在目。遵照法官谕令，创口当众向陪审团展示。本应命丧黄泉之人此刻正凛然立于堂前，不仅亲自作证，更以自己残破的躯体作为暴行的铁证。
解剖学意义上的伤情鉴定，展现出了克里斯普赴宴时绝难料想的法律分量。科克与伍德本所遭指控的依据，是一项专门严惩“蓄意设伏、意图致人伤残或毁容”的法定重罪。伍德本须为挥刀行凶承担罪责；科克则因在场协助而同罪受审。这并非一桩谋杀既遂的审判——因为受害者侥幸活了下来。
科克自以为在这道法理罅隙中觅得了一线生机。他当庭辩称，自己的本意是要置克里斯普于死地，绝非仅仅意图伤残毁容。他并非以此洗脱罪恶，而是坚称自己的主观意图并不符合法条所明确界定的犯罪构成。这种辩护策略迫使法庭不得不从血肉模糊的惨象，退回到严苛的控罪构成要件之中。这构成了司法史上极为荒诞的一幕：一名罪囚竟试图通过自认一桩更为深重的弑亲图谋，来换取眼下法条的豁免。
主审法官彼得·金对此驳斥道，两种主观意图完全可以重合。凶器的选择、劈砍的部位以及所造成的创伤，足以推断伤残是否正是达成杀戮目的的手段。这一事实认定最终由陪审团裁决。若控罪要件证据不足，自当开释；倘若确凿，杀人之心亦绝不能抹杀伤残之实。仅仅半小时后，陪审团便返庭宣告裁决：二人罪名均告成立。
最后的生门
次日宣判之前，科克仍作垂死挣扎。他极力强调刑法解释所应遵循的严谨原则。金法官认可这一法理基石，却严正指出陪审团已认定所有法定构成要件俱已齐备。科克继而搬出报纸上刊载的一则特赦令作为护身符。法官则明确厘清了“特赦通告”与“实旨特赦”的本质区别：赦免大权独操于国王之手，而科克根本无法出示足以阻却刑罚执行的正式特赦文书。
科克最终乞求法外宽限时日，换来的唯有一纸绞刑判决。同年出版的庭审小册记载，两名死囚于1722年3月31日在贝里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卷宗并未交代克里斯普此后的下落，亦未提及这家人历经劫难后再度相见的光景。我们无权为这段历史妄加和解、决裂抑或任何劝世箴言。
唯有那一幕生还的归来定格在青史之中，由两位立足点截然相反之人共同见证：一人推门而入，一人惊骇相望。布朗曾发问克里斯普身在何处，科克给出了周全的说辞。然而，克里斯普竟回来了。整座伏击杀局的机巧原本全系于一个人的永久缺席；而一个浑身浴血的人，拼尽最后的余力，推翻了这具精心编造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