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荫大道上方的那扇窗
国王策马未停，继续踏上他的巡行之路。在他身后，圣殿林荫大道上一片狼藉，骑兵滚落马下，围观的市民伏地不起；方才同死神擦肩而过的路易-菲利普，却依旧执意检阅队伍。这幅极宜被战阵画师泼墨落卷的威仪图景，却将清点死伤的残局弃置旁人——于倒下的人而言，欢庆已然沦为永诀。1835年7月28日，本该是一场铭记革命的盛典，顷刻间却化作惨绝人寰的屠场。
刺客选在军阵队列穿行于喧嚣人潮之际，猝然发难，直逼帝王。莫蒂埃元帅横尸血泊。据法国参议院日后的历史档案裁定，现场共有十八人罹难、二十二人重伤：显赫的爵禄宿将与凡庸的黎民百姓，刹那间被一排不辨官阶、不论政见、亦不问长幼的齐射弹雨吞噬。国王侥幸生还；旁人却因适逢其行跸之侧，命丧九泉。
临街的一处窗口，那具自行炸毁的凶器兀自横陈。数根步枪枪管被并联捆缚，只待同时轰击。然而部分枪膛受力炸裂，反将操弄机械的凶手轰得血肉模糊。刺客未能给破门而入的密探留下一间空室，反倒让自制凶器的烙印深深刻在了面颊与双手之上。他仓皇攀绳脱逃，未及隐入长街化作悬案，便在鲜血淋漓中束手就擒。
他随口报了个伪名：吉拉尔。一个刚刚震动了整个巴黎的亡命之徒，起初所寄望的，竟是瞒过天下人自己的真名实姓。
皮箱与伪名
最终让这名囚徒现出原形的，是一场故人辨认。拉沃卡受命前往指认，透过重重创伤与假名伪饰，当场揭穿了他的真身——朱塞佩·菲埃斯基。此人曾充行伍，后因盗窃及伪造文书屡屡系狱，半生辗转于卑微杂役、钻营权贵与伪造履历之间。一个世纪之后的史家落笔于他，往往穷尽构衅诋毁之辞，仿若须搬空词典方能定罪。然而司法预审所需的并非修辞，而是真凭实实据的人脉、落脚点与金流。
一只遗落的皮箱，为案情撕开了缺口。
刺案爆发前，菲埃斯基已将随身行李寄存于一名大理石工匠处，约定转交予熟识的皮具匠皮埃尔·莫雷。巨响过后，囚徒的情妇尼娜·拉萨夫仓皇投奔莫雷。莫雷为她安排了避难所，并派人将那只皮箱取回。皮箱几经倒手，终究没能抹去沿途的人证。负责扛抬的脚夫应讯招供，顺藤摸瓜，将追捕者的视线径直引向了那名惊魂未定的年轻女子。
8月3日，侦探破门而入，查获藏匿之所。经女子供述，矛头直指莫雷。老皮具匠随即被捕受审，虽曾被短暂释放，不久又再度收监。面对严酷诘问，老莫雷始终神色如常，毫无惊惶失措之态。这份沉着令当日的记述者大为惊异，其声色不动与菲埃斯基的癫狂躁动形成鲜明反差；而在后世笔下，这若非视死如归的气节，便是极度冷血的凶残面目。
第三名涉案者曾短暂逃脱追捕——杂货商泰奥多尔·佩潘。他趁官差搜查之机翻墙遁走，终在马尼落网，藏身于一处暗格衣柜后狭窄的夹壁中。秘窟虽能遮蔽他的皮囊肉身，却再也遮蔽不了他深陷其中的蛛丝马迹。
供词的成色
扳机确系菲埃斯基所扣。此际审判的症结，在于厘清究竟何人与其同谋、出资并共同策划了这场刺杀。菲埃斯基的口供全盘咬定莫雷与佩潘：他声称以机关枪阵弑君的想法出自莫雷，而各项刺杀经费则由佩潘接济。警署虽擒获了枪手，枪手却也摇身一变成了指控同党的头号原告。
既须听其供述，又万不可任由他操弄公堂。
菲埃斯基对拉沃卡怀有极深的感激之情，而后者的从旁斡旋，亦在撬开其铁嘴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几年后落笔的左翼政论家路易·勃朗，曾严词斥责狱方给予犯人的优待及其由此产生的赦罪幻想。数十年后，保皇派史家图罗-当甘却持相反论调，竭力将罪责归咎于共和革命势力的煽动。两派宿敌虽观点相左，却无不在菲埃斯基那令人侧目的虚荣与表演欲上达成了共识；唯独在如何裁量其周遭从犯之罪责上，争执难下。
连囚室深处也始终萦绕着一个疑团：枪管炸膛究竟是器械偶发故障，抑或是莫雷蓄意做手脚，企图连同国王将同伙一并灭口？司法预审屡次借这一猜测挑拨离间，诱使菲埃斯基彻底翻供。若在事过境迁后将此类揣测断言为确凿无疑的机关算计，未免是将诛心之论拔高成了铁证。唯一确凿的，是受伤的枪手反噬其党羽，而被攀诬者则至死矢口否认。
戏耍公堂的囚徒
1836年1月30日，审判在贵族院大法庭正式开庭。五名被告押赴受审：菲埃斯基、莫雷、佩潘、布瓦罗与贝歇。那具狰狞的机枪杀器及各类缴获赃物，被公然陈列于法庭正中。这些冰冷证物的存在，扼制了辩论沦为纯粹政治口舌之争的危险——无论辩词如何舌灿莲花，那具曾将林荫大道化作修罗场的凶具始终赫然在目。
然而菲埃斯基却无时无刻不在博取全场瞩目。他肆意抢话，构陷同伙，插科打诨，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当日的庭审笔录表明，公堂听众有时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出闹剧之中。对司法审判而言，最棘手的莫过于一个善于取悦看客的罪魁：当人们开始品味他的机巧辞锋时，往往便忽略了去严加推敲其证言的虚实。
莫雷自始至终咬定清白。佩潘则焦躁抗辩，其惶恐之态与老皮具匠的冷峻如石截然相反。随后，布瓦罗作出了扭转局势的供述：他坦白在案发前夕曾骑马穿街而过，其目的正是协助菲埃斯基校准枪管仰角；并坚称自己全系受佩潘指使。这一口供，令针对杂货商佩潘的控罪终于摆脱了仅凭枪手孤证的困境。
辩护律师并未轻言放弃。莫雷的辩护律师杜邦指出了菲埃斯基证言中的重重矛盾，断言枪手很可能是为了包庇某个隐秘同谋，才将他的当事人推作替死鬼。佩潘的辩护团队则力图将检方指控的行为、当事人遭受的胁迫与蓄意弑君的恶意严加区分。世人尽可对这场屠杀深恶痛绝，却万不可将五名被告的罪责混为一谈。
最终，贵族院法庭宣判贝歇无罪开释，判处布瓦罗监禁二十年。菲埃斯基、莫雷与佩潘三人被判处死刑。
三辆囚车远去之后
1836年2月，三辆黑篷囚车载着死囚，辚辚驶向圣雅克关卡的断头台。直至行刑前的最后时刻，菲埃斯基仍寄望于赦免令的降临。据当日记述，他至死仍在翘首张望拉沃卡的身影，仿佛某种私相授受的庇护，真能推翻法庭白纸黑字的判词。然而并无转机。佩潘、莫雷与菲埃斯基依次伏诛。
行刑者的鲜血并未斩断对其声名的消费。路易·勃朗与图罗-当甘均曾记述，巴黎某家声色酒馆随后竟公开招揽看客，将尼娜·拉萨夫推上展台任人窥伺。丑闻转手化作了另一张柜台上的牟利生意。与此同际，当局早已借刺案之机强行通告了《九月法令》，大幅扼紧了套在出版与报界咽喉上的锁链。
这台地狱机器终究未曾伤及君王毫发。它碾碎了无辜的门庭，重塑了王国的法度，将三颗头颅送上了断头台，并为巴黎奉上了一场喧嚣的世相狂欢。若要穿透这一切衍生余波去追索罪案的本质，唯有重返林荫大道，回到銮驾策马离去的那一刻——那些长眠于尘埃血泊中的死难者，从未自愿充当时代的牺牲品，更不曾想沦为后世政客口中的宏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