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3月17日清晨，即古斯塔夫三世遇刺次日，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狼藉地表遗留着两柄手枪与一柄短剑。当局立时传召全城枪匠与刀匠辨认凶器。一名制枪匠指认，此枪是不久前为安卡斯特伦上尉所修缮；刀匠亦辨出那柄短剑系遵其密令特制。巡卫掩门缉捕之际，安卡斯特伦束手就擒，当场供认枪击君王，初时甚至直言“唯憾未竟全功，未能立毙其命”。
在鲍罗辑录的供词中，安卡斯特伦自诩行天道、诛暴君，以挽救国家于倒悬。他细述了与霍恩伯爵的密谋私语：二人皆痛斥国政倾颓，认定唯有行刺方能倾覆朝纲。安卡斯特伦更搬出一桩昔年的“大不敬罪”旧案——声称自己前岁刚遭王室重判二十年监禁，将此牢狱之灾引为深仇大恨。他将私怨附会于所谓公民义务之说，坚执君王早已丧失统治之名分。
在这份洋洋洒洒的政治辩护书里，安卡斯特伦罗列了国王的一系列施政变革，借以自证其罪。他将1789年颁布的《联合与安全法》斥为对1772年宪法的肆意践踏，历数被捕的议会领袖，痛陈重赋、国债与战祸之深。凡此种种控诉，皆出自刺客自撰的弑君辩词，鲍罗并未将其作为无偏立场的客观事实；然而字里行间，恰恰暴露出一套严密的机心修辞：一场彻头彻尾的私仇嫌隙，在凶手笔下竟被粉饰成顺应民心、代民行诛的狂妄大义。
最初的图谋，是在黑夜潜入哈加行宫绑架古斯塔夫三世。霍恩与安卡斯特伦曾数度暗探四周林莽幽径，却深感御卫森严，破绽难觅。行劫之策虽弃，弑君之心反炽。随后，里宾伯爵获悉其谋，慨然入伙。他们转而择定人群如织之处作为庇护——或为戏院盛筵，或为假面舞会。1月16日，霍恩与安卡斯特伦潜入剧场，两日后复来，岂料国王并未途经他们埋伏的廊道。1月19日至20日深夜的假面宴，又因宾客零落而未能下手。待到耶夫勒议会闭幕、圣驾还都，刺客们于3月2日的化装舞会上静候良机，终未敢动；3月9日的舞宴又因严寒骤降顺延一周。延至3月16日，血案终于无可挽回地降临。
随着密谋之网越织越广，风声走漏便如悬河注水。里宾自承曾将实情告知近卫军少校兼军官利耶霍恩；后者曾许诺，一旦革命之机成熟，必携本部步兵及炮兵倒戈响应。佩克林将军亦卷入其间。供词直指，知情人越众，决断便越迫在眉睫——杀机经手之人日繁，泄密之危便如影随形。刺杀前夕，党羽们仍在虚与委蛇地谈论着乔装衣饰，百般招揽宾客以充斥舞池。此一细枝末节令行刺全盘动摇：在假面遮蔽下暴起发难的诡计，如今全系于一众各怀鬼胎、忠逆难测的人心之上。
霍恩一路随护安卡斯特伦归邸，为其装填弹药。供状详载了那填入枪膛的惊悚杂质：一枚圆弹、一枚方弹、十一颗碎铅与七枚坚钉。安卡斯特伦复佩短剑防身。当国王挽着大王家驭者埃森男爵的臂膀踏入大厅时，刺客如游魅般切入扈从之间。他隐匿于一处帷幕布景后方，趁国王背向而立的刹那骤然欺近，枪口抵至化装斗篷，火舌喷涌。然而，事态并未按其剧本发展：国王中弹却未当即倾颓，短剑虽出，极度的惊骇却令凶徒失手抛弃双械。恐慌成了最好的障眼法，安卡斯特伦放声高呼走水，一众惊魂未定的宾客亦随声惊呼，满堂大乱。
君王被急促抬离血泊。安卡斯特伦身上本尚余一柄用于自裁的短械，自知难逃搜检，急欲弃掷。此时厅门尽锁，宾客皆勒令摘下面具，受搜身之检，并逐一画押留名。在重重盘查之下，刺客竟安然脱身返舍。及至落网初审，他一口咬定独力谋刺，绝无同谋；直至官宪出示搜自各处的罪证——包括数封致霍恩的书简，其心理防线始告瓦解，同谋诸臣遂被尽数供出。
司法罗网所捕者，远不止一名行凶扣板之人。法庭按图索骥，依供词、密简与口供之钩连，定罪深浅各有等差。霍恩伯爵与里宾伯爵被判褫夺贵族门第、削爵革面，断其右腕，斩首继以车裂分尸；利耶霍恩与埃伦斯韦德亦同科死罪；余犯则分领抄没、缧绁与削职之罚。然而鲍罗笔锋一转，记下了古斯塔夫三世弥留之际的殊死一诏：国王在榻前力劝摄政王弟，除弑君正凶一人偿命之外，余党皆得免死。摄政王泣血许诺。霍恩、里宾、利耶霍恩及埃伦斯韦德的极刑遂更定为终身流徙，尽褫贵族之名，永世不赦，不得复履瑞典寸土；余犯之轻刑照旧执行。先王的殊典未曾化干戈为玉帛，反而将这些满口“拯危济世”的叛臣，永远逐出了他们自诩誓死捍卫的疆土。
安卡斯特伦独被排斥于天恩之外。鲍罗笔下详述了连绵三日的颈手枷示众与严酷笞刑，其后方为断手、枭首与车裂四散。示众首日，安卡斯特伦昂首登台，声震广众，受刑色不变；然至后两日，肉身濒危，气焰全消。终日伴其侧的司铎记述道，凶犯临终痛悔前愆，涕泣乞求神宥。那份写在纸上的政治供词，竭力以国家大义辩护行刺；而监刑牧师的记录，却刻画了一个在神圣威严前长跪乞哀的垂死囚徒。安卡斯特伦终伏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