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10月23日清晨，一头生猪越过园篱，闯入了施拉姆夫人的院落。她认出那是邻居霍夫曼寡妇所养之物，料想对方或是下田起土豆去了。然而，隔壁人家的百叶窗自始至终紧紧闭阖。施拉姆夫人心存疑虑，并未就此作罢，遂差遣猎户奥特的妻子去唤寡妇的长子前来寻猪。奥特之妻跨过围栏步入屋内，未几便凄声惨叫着奔将出来——床沿边，赫然垂着一只血肉模糊的手。施拉姆闻声赶至，往日熟悉亲睦的邻家，已然死寂无应。屋中陈尸四具：正是霍夫曼寡妇与其三个幼子。
事发半个多世纪后，《新皮塔瓦尔》（Nouveau Pitaval）司法案集对这桩发生在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新勃兰登堡的惨案作了追叙。该汇编收录了部分审讯记录与一份官方行刑纪要，然其终究不能取代当年的原始卷宗。其标题虽赫然标作“谋财害命案”，司法程序却必须严密厘清：究竟何人曾潜入此室，所图又为何物？
玛格丽特·伊丽莎白·霍夫曼，连同其八岁的长子、三岁的幼女以及襁褓中刚满周岁的婴孩，尽数毙命于寝榻之上。据文集记载，仵作医士自尸身检得创口达七十余处。依尸骸枕藉之态与被褥凌乱之状，勘验官员断定一家人系于深夜猝遭不测。
霍夫曼乃造纸工匠之遗孀，平日辟圃耕作，兼营一间小酒肆。勘查未见任何门窗强行破拆之迹；宅门钥匙与数只木箱的钥匙均已不翼而飞。床榻近旁遗有一柄属于死者本人的斧斧，刃面洁净无痕。官府的疑窦，旋即投向了近日曾于近邻出没的一名陌生妇人。
道旁的布包
讯问过施拉姆与奥特之妻后，推官传唤了年轻女仆克伦。此女曾受雇于霍夫曼家近两年，案发数日前方才离舍。她忆起近日有一身形粗壮、衣衫褴褛的妇人，连续数周频繁走访其旧主，自称家资在苏尔茨的一场大火中荡然无存。该妇人偶或留宿数夕，且深知克伦行将辞工离去。
克伦进一步供称，命案发生前不久，霍夫曼曾严词拒留两名男子（其一着骠骑兵军服）及三名女子投宿。她更详尽指认了该借宿妇人的衣着：条纹长裙、簇新短襦、深色便帽、蓝布围裙与红格子方巾。官府随即将此容貌服饰之征布告四方。
不久，一名唤作阿佩尔的鞋匠在出城道旁拾得一布包，外裹蓝布围裙，旁覆一顶草帽。包内裹藏着衬衣、衣装与粗布。数名乡邻当场辨认出其中确有霍夫曼妇之旧物；而一顶染污的深色便帽与一方残破手帕，则与克伦所供借宿妇人的装束丝丝入扣。二者比对吻合，然单凭此包，仍无法全然坐实物主如何落入此境。布包并无题名签条；唯有将邻里回忆、仆妇口供与衣饰辨识互参互证，线索方能聚合成形——这绝非单一物证自发昭雪，而是案情在蛛丝马迹的汇拢中渐次显露。
10月24日，缉捕公文驰发邻近诸邑。待受害人入土为安后，弗里德兰镇长递来密报：称有一可疑妇人曾于该镇更易衣冠。两位乡绅领命策马追缉。当地一裁缝证实，确曾为一过路妇人赶制过全新的短襦、便帽与围裙；该妇人尚添置了长袜，并声称将前往安克拉姆——其夫正于彼处充任普鲁士掷弹兵。
正当搜捕向邻城铺开之际，全城父老为亡者送殡。据文集所载，10月26日，母亲与婴孩合殓一棺，另两名稚齿同卧一椁。各行会倾囊奉出送葬素帛，学童齐声唱诵挽歌，牧师登坛致悼。出殡队伍穿行市集，法官、乡绅与阖城士民肃穆随行。这场葬仪令满城悲恸具象昭彰；而不久之后，亦正是这般交织严密的邻里与行会网络，使得缉凶线索得以飞书相传。
10月28日清晨，追捕者于安克拉姆一名兵士的寓所中将该妇人截获。当地守备官随即下令收押；新勃兰登堡特使请命将犯妇引渡回籍。10月30日，囚妇被解送归境。自弗里德兰至安克拉姆，层层锁链般的物证终将追兵引至此人跟前；此刻，堂上唯待审听其词。
三度易词，一以画押
受审妇人年届不惑，名唤多萝西娅·格特里希。她生于施塔芬哈根，本是鞋匠之女，幼年失怙，辗转寄身于各处主家为仆。1756年，她嫁与一名瑞典炮兵，辗转随军，直至其夫于1768年潜逃至安克拉姆改投普军。其夫反指其意图诱其重返瑞典军中，妇人遂遭驱逐出境。自此，夫妻二人天各一方。
格特里希此前早因盗窃屡遭惩饬，纪略称其长期流落于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各处。然而，修史笔法绝不容将动荡卑微的生平直接等同于杀戮的天然注脚。卷册唯能确证：她深悉霍夫曼之宅邸，曾数度留宿其间，且心知彼时孤儿寡母别无旁人荫庇。
初审之时，妇人供认全案系其一人独犯。未几她即翻异供词，诿过于两名瑞典逃兵，自称仅在门外放哨。然此说在其自身叙述中破绽百出，难以为继；她旋即撤回前言，复认独力行凶。卷宗记称，此后直至预审终结，她未再翻供。然而，纸面誊录之招供与经得起独立考据的案件事实之间，终须划出清晰鸿沟。今日治史者既未寓目原始卷宗，亦未得见分立誊本，且整部文献中亦无暗夜凶案的直接目击之人。邻妪与鞋匠所能证明者，唯有过往交接、衣物穿戴、道旁布包与潜逃行迹；对于内室屠戮，无人亲见。司法纪略引读者从物证走向招认，然两者的实证分量截然有别。
在记录在案的自供中，金钱乃其行凶之源起。格特里希供称曾窥见霍夫曼取出一袋金银钱币。其时她囊中仅余两枚塔勒，急欲置办衣裳，且妄冀多获资财以图与夫君破镜重圆。据供，其首度潜行窃囊因楼梯微响、婴孩啼哭而受挫，寡妇惊醒，格特里希遂遁回卧榻。此等幽微隐秘之细节，今日后人唯能仰赖编纂者排印之招词得窥一二。
供词续称，妇人继而执斧在手，迟疑祈祷良久，终究挥刃击向霍夫曼与其子女，洗劫资财衣物而去。此血腥时刻并无外人在场，全凭文集所载口供流传后世。当被问及是否尚涉其他暴力劫案时，她概予否认。
判词与纪要
预审于11月告竣。28日，诉讼代理人呈递辩护状，试图勾勒出被告之另一侧面：幼年失恃、宗教规训缺位、夫妻析居以及赤贫无依，皆被援引以乞求法外宽典。辩护人坚称其招供出于自发，所掠财物有限且已部分追回。此等抗辩悉载于卷册；其固未能勾销控方指控之罪愆，意在转圜刑罚之轻重。
会审官则驳称，该妇曾受基督训诫，且有盗窃前科；其先时既曾攀诬他人，则后续认罪断非自首出心。合议庭终以盗劫杀人罪论处车裂之刑（轮刑），复就加施灼铁之苦展开详议，终择定彼时自以为“最轻之制”。君主在行刑前裁定维持原判。受刑方式之拟定，不仅因戕害人命，判词更将屠戮数人视作加重情节，同时剔除了烙铁增刑之议。此番司法辩难淹没于宗教道德诫饬的辞令之中，所折射出之体制心相，不亚于犯妇之罪愆。
12月19日，市集广场之上，判词再度当众宣读。《皮塔瓦尔》所载之堂讯向其三发质问：是否于10月22日至23日之夜戕害霍夫曼及其三子？是否图财谋物而为此？是否尽掠所得？据载，妇人一一答“是”。然此终究是编集转述之议事规程，非吾人亲验之第一手朱墨卷折。
文集继而转录了法庭书记官所撰行刑纪要，备载戒备、行会、围观人群与行刑途程。轮刑之下，格特里希之性命未得遽绝。纪要载明，因击打未能致命且苦痛展转难支，监刑官吏遂下令刽子手以铁钉了结其生机。此番公牍之穷形尽相，乃昔日公审极刑之冰冷存照，绝非供人猎奇窥伺之谈资。
编纂者所欲勾连之因果链条，至此方得闭环：闭阖之窗棂启人疑窦，遗囊之衣物指明去向，拘押之审讯迫出异词，直至法庭施以极刑。据录，12月19日，刑戮于众目睽睽下告竣。然此终局并未消弭后人与历史真迹间的苍茫阻隔。吾人今日所披阅者，乃一部成于1863年、杂糅诸般文书与备忘之辑本，非全案之原始诉讼档案；假托于格特里希之言辞，亦未脱编集筛汰留存之局限。而整座公案之开端，终究悬系于昔日乡邻间的一次微末走动：一头走失的家畜拱开虚掩的门扉，而门扉之后豁然洞开的，却是一桩在史籍中仅存残照的惨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