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上一道饮品，他便随即结清账目。在熙攘的咖啡馆里，此等细节向来引不起分毫注意：茶客付资，侍应撤碟，管弦乐队自顾奏着曲调。1894年2月12日，在圣拉扎尔车站旁的终点咖啡馆（Café Terminus）内，埃米尔·亨利落座于一群对他底细一无所知的人群之中。他冷眼打量着厅堂。日后面对法官时，他曾坦白自己当时在静候座席愈加充盈。此间的隐忍等待，既非为了幽会，亦非为了附庸风雅，只为尽可能扩大那一击所能波及的生灵数目。
这名青年年方二十一岁。他出生于西班牙，出身于一个在巴黎公社流亡阴影笼罩下的家庭，曾受过系统的科学启蒙教育，亦曾在商行供职谋生。他的生平绝非一个对自身所袭击的世界彻底生疏的异乡人剪影。他谙熟体制的学业许诺、官僚案牍、微薄薪饷与森严阶序。在受审时当庭宣读的供词中，他条分缕析了自己如何与昔日受教的价值决裂。这篇政治自白同时亦是一场精巧的构建：他审慎挑拣出种种幻灭，借此为自身的暴力赋形，将其打扮成逻辑推演的必然梯级。
在终点咖啡馆之前，已有邦斯-昂凡街（rue des Bons-Enfants）的前科。1892年11月，一枚本欲投向卡尔莫矿业公司总部的炸弹被辗转送至警察局，旋即发生爆炸，致数人殒命。1894年落网后的预审之中，亨利公然承认此案系其所为。他将此举归因于矿工罢工风潮以及对资本公司的刻骨敌意。然而，他的复仇射程并未止步于资方首脑：凡因职务或社会地位被他划入对立营垒者，皆被视作寇仇。
打击目标的这般泛化，正是全案之核心症结所在。唯有洞悉此点，方能索解第二枚炸弹何以抛掷进一家市井咖啡馆。亨利频频提及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残酷镇压、搜查、拘捕，以及奥古斯特·瓦扬因国民议会袭击案而伏诛之役。在他眼中，既然既成社会在打击某一群体时不加甄别，他便自封了同样无视个体罪责、大开杀戒的特权。这一套逻辑将针对不公的控诉，扭曲为屠戮无辜的通行凭证。终点咖啡馆里的茶客，平素有何行径、抱何政见、历何人生，全在不问之列——仅仅因为身处一室，便成了命中注定的靶标。
待至自选的时机，亨利长身而起，踱向出口。炸弹随即向着管弦乐队的方向掷去。铁壳撞上灯架，旋即坠地炸裂。震耳欲聋的巨响、激飞的破片与横流的鲜血，转瞬间将咖啡馆化作一片修罗场与救护所。一名男子终因伤重不治身亡，受伤者众；当年的首批案情通报与日后的官方结案统计，在伤亡数字上互有出入。然而血淋淋的真相绝非冷冰冰的数字所能尽述。一群寻常踏入夜色消遣的市民，刹那间非死即伤，被人抬起、包扎、送归家中或羁于诊席，对降临于己身的杀戮图谋，从始至终毫无所知。
亨利旋即夺路而逃。依其算计，原可直插车站，隐没于熙攘旅客之中。然而一名目睹其暴行的堂倌与几位茶客当即拔足追捕，路人亦纷纷加入合围。起诉书特别载明了西部铁路公司职员埃蒂安、理发师莫里斯以及警员瓦松之名。逃窜中，凶徒拔出左轮手枪连连扣动扳机。这场原本或可在几个街区外平息的追逐，瞬间将那些奋力阻截其脱逃的凡人推入了枪林弹雨。追捕者中有人应声中弹倒地。
警员瓦松负创不退，猛扑上前。二人滚倒在地；其余巡警蜂拥而至，终将亨利制服。警察甚至不得不竭力阻挡义愤填膺的围观群众将其当场私刑处死。这一连串雷霆电光般的肉搏，将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个体拉回了风暴中心，而在亨利日后的政治大字报中，这些人却全被消解为抽象的阶级符号：侍应、雇员、理发匠、警官。他们行动之时，未曾等待谁来将自己定义为社会秩序的代理人；他们只是目睹一个狂徒掷弹伤人、仓皇逃命，便挺身而出施以阻击。
嫌犯落网之初自报假名。对真实身份的查验，最终将刑侦人员引向其位于昂维耶日街（rue des Envierges）的寓所。侦查揭示，爆炸案发之后，曾有不明人士潜入该室并移走物证。司法机关遂不得不面对一个除羁押在案的行凶者之外的棘手命题：究竟何人知情、何人接应，何人抹去了蛛丝马迹？检控方提出了重重疑点，却也不得不承认，预审程序终究未能彻底坐实其所追索的从犯行迹。行凶的主犯固然确凿，但寓所内的暗影残痕，却留下了司法审讯未能解开的死结。
4月，案件移送巡回重罪法庭，亨利毫无洗脱罪责之意。他供认不讳，更妄图强行主导其行径的历史定性。审判长就其择选咖啡馆的动机、蓄意等候的心思、潜逃的路线细加盘问。庭审笔录所录下的每一句答词，无不展露出一种孤注一掷的狂悖——而这，恰恰构成了控方眼中极恶之罪的铁证。随即便由被告宣读声明：那是一篇将对现世的仇恨、对苦难的控诉与血腥复仇的辩解熔铸为一的文本，其气焰之嚣张，令当时的旁听者无不震悚。然而，这番自鸣得意的雄辩构建，丝毫无补于他所戕害的受害者的公理正义。
亨利妄称自己代言了普罗大众的苦难，却也亲口承认诸多劳苦大众断难领会其作为，甚至部分无政府主义同侪亦与他划清界限。这一招认彻底击碎了他以“天职代言人”自居的幻象：那些被他搬来充作旗号的受苦黎民，何曾将声音托付于他，又何曾准许过他的烈性炸药？于是，这场法庭审判便呈现出一种荒诞的二重性：席上坐着的，既是一个供认数桩重罪的死囚，又是一个企图借罪行僭取历史意义的狂热狂徒。法庭最终判处其死刑。
1894年5月21日，亨利在大罗盖特监狱（Grande Roquette）门外被推上断头台。乔治·克列孟梭亲临刑场，事后写下了反对死刑的檄文。一人无须赞同恐怖爆炸，亦可对破晓时分国家权柄执行的冷酷杀戮心生战栗。克列孟梭的立场，使得这段历史摆脱了“要么为死囚洒泪、要么为受害者鸣冤”的二元对立，显得愈发沉重，亦愈显人性之幽微。人们尽可以唾弃亨利的暴行，却同样可以拒绝司法以同样的、不可挽回的生命抹杀来作结。
终点咖啡馆内，一张张茶几原是为迎送茶客而设。亨利投向那里的目光，却只辨得一片模糊的“群体”。全案的悲剧底色，大抵尽系于这一致命的转换：一个个鲜活殊异的血肉之躯，被强行抽象为可以随意击碎的敌对集合。而追捕路上留下的姓名、那些伤员、死者与证人，方才将真正的“人”重新请回了那间大厅。是他们的存在，让法庭上的滔滔狂论，不至于成为弦乐骤停之后世间唯一残留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