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4月21日，四名男子分别在沉重的囚门后等待着，同一纸死刑判决似乎抹平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其中三人即将走上断头台：雷蒙·卡耶曼、艾蒂安·莫尼耶与安德烈·苏迪。而第四个人——欧仁·迪约多内，却在此刻得知自己获得了减刑。多年后，他在向记者阿尔贝·隆德尔回忆往事时称，那一赦免令是在凌晨四点下达的，恰与他的同伴被押往刑场的时刻重合。这一证词给全案染上了最后的鲜明反差：高墙之外，“博诺帮”的幸存同党正被押赴极刑；高墙之内，一个逃脱了断头台的囚徒，其名字却仍未从这支匪帮的罪名簿中被洗脱。
在当时，所谓“博诺帮”之名，笼统地遮蔽了一连串接踵而至的劫案，而各大报刊早将这些案件编织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连环传奇。它将一众面目各异的成员、形形色色的际遇以及本不重合的罪责，强行拼凑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儒勒·博诺本人早在近一年前便已毙命。因此，1913年2月的重罪法庭既无法提讯此人，亦无法将其口供与其他被告当庭质证。法庭审理的只是残存的党羽，以及数名涉嫌包庇、窝藏或随同作恶的从犯嫌疑人。在这类案件中，人际过往的交往尺度成了定罪的关键：相识某人、持有某些相通的理念、曾为之推开过一扇门扉——凡此种种，究竟须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人日后的暴行列咎承担连带罪责？
1911年12月21日，巴黎奥德内街上，通用银行的运钞员突遭洗劫。劫匪动用汽车作案，得手后风驰电掣般隐逸而去，其迅疾之势极大地震惊了公众的想象。在袭击中负伤的收款员卡比侥幸生还，他的辨认证词随即成为认定一名作案嫌疑人的关键枢纽。围绕这起抢案，“汽车强盗”的恶名不胫而走，这种依凭全新交通工具潜逃的犯罪行径，愈发让公众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受害者却并非什么特殊人物：不过是几名替银行运送现钞的普通雇员，仅因金钱经手而沦为枪口下的猎物。
在几名同案犯时常出入的无政府主义圈子里，这等暴力行径同样招致了抵制。刑事司法史数据库（Criminocorpus）所展现的史料研究提醒世人，执笔《无政府状态》报的风云人物利蕾特·梅特让与维克多·基巴尔契奇均曾表明立场：昔日的同仁往来并不等于赞同这般血腥袭击。那原本是一个充斥着思辨交锋、同袍情谊与原则分歧的世界，但在“刑事犯罪”的严厉标签之下，其间的复杂肌理往往被粗暴抹平。警方的侦查追究物质层面的资助固然理所应当，却也必须谨防将思想上的共鸣充作具体罪行的铁证，把未曾涉案之人构陷其中。
1912年3月，蒙热龙的劫车与尚蒂伊银行的血案，又为这串暴行添上了数条人命。暴徒先是强行劫走一辆汽车，随后驱车扑向尚蒂伊，通用银行分行的两名雇员惨死枪下。卡耶曼、莫尼耶与苏迪将以各自扮演的不同角色，因涉足该帮派的一系列罪行受审。轰动性的猎奇叙事往往偏爱飞车狂飙、拔枪相向与亡命奔逃的戏剧性场面；法庭则必须抽丝剥茧，还原现场方位与具体动作，详讯目击证人，并审慎核实究竟有何确切依据足以指认被告。
追捕的大网于暮春收拢。1912年4月28日，博诺在舒瓦西勒鲁瓦被重重包围。警察、正规军、各路记者以及数以万计的围观民众将他的藏匿之所堵得水泄不通。炸药的动用使这场围捕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围观的盛大公共奇观。博诺被搜出时已奄奄一息，旋即毙命。同年5月，加尼耶与瓦莱亦在诺让叙尔马恩的围困中饮弹身亡。当年的新闻照片与文字纪实将这几次围攻定格在法兰西的集体记忆中。然而，对于已被羁押或即将受审的幸存者而言，这造成了另一种严重的司法后果：数名最能直接厘清抢案首尾的关键人物，再也不可能出庭对质。
博诺等人的缺席，使得迪约多内的处境显得尤为沉重。这位细木工匠兼无政府主义者虽与部分被捕分子熟识，却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参与过奥德内街的抢案。在记述访谈的文献中，阿尔贝·隆德尔梳理了伤者卡比反复无常的辨认过程，并严词斥责司法机关在此过程中施加的诱导。隆德尔并非一位中立的书记员，他笃信迪约多内蒙冤，极力论证司法认定的谬误。他的叙述应被视作一份引经据据且饱含个人激情的声援实录，其中复原的诸多场景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法庭的笔录原档。
全案的核心症结，始终在于公众群情激愤、苦求缉凶的舆论狂潮之下，目击辨认本身的致命脆弱。证人亲历了暴行，直面过枪口，险些丧命；对其证言固然应当慎重对待，但也必须严格检视出错的可能。受害经历的惨痛，并不能赋予人以绝无差错的记忆。正因其承受的痛苦确凿无疑，司法官才更需要确凿的旁证，以将当初击伤他的真凶，与事后被推到他面前受辨认的面孔清晰区分开来。
1913年2月的审判最终判处四人死刑。宣判后，卡耶曼当庭声称迪约多内当时根本不在奥德内街。加尼耶与博诺生前留下的言论亦持同样说法。这些话语虽出自罪行累累的亡命徒之口，其效力固然存疑，却无法自案卷中一笔勾销。莫罗-贾费里律师随即为迪约多内展开了不懈申诉，元首赦免令最终生效：他的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发配苦役营。然而对于卡耶曼、莫尼耶和苏迪，死刑裁决依然不容更改。
4月21日破晓时分，三人在桑泰监狱门前引颈受戮。这场大审判虽落下了帷幕，却并未赐予案中每个名字相同的历史定评。迪约多内被发配苦役。隆德尔在法属圭亚那与他相见，后又追寻至其脱逃后的巴西。在纪实巨作《再见卡宴》的前两章中，作者反复着墨于这一身份标签的窒息重量：“博诺帮余孽”。对于萍水相逢的过客，寥寥数语便足以给一个人盖棺定论；但对于背负这一烙印的人而言，它却意味着必须穷尽一生，不断重启那场永无止境的辩白。
据记者记述，迪约多内曾提及那些犹疑闪烁的眼神、紧紧关闭的门扉，以及与他相握时万分戒备的手。这些回忆属于这位幸存者，后人理应存其原貌。然而，它们也延续了当年重罪法庭前那个悬而未决的质问：每个人究竟当为哪一桩具体罪责伏法？该帮派犯下的滔天罪行确凿无误，惨死的无辜雇员绝非民间传闻，幸存者必须为其参与行径承担代价。正是这等严正性，使得针对个体的司法甄别显得愈发不可或缺。在那间关押着四名死囚的破晓长廊里，三人命丧断头台，一人流放服苦役；而在博诺这尊单一的罪恶代名词之下，司法机关所面对的，实则是四段决非任何报章标题所能粗暴捏合而不致扭曲的斑驳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