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赛大剧院的席位间，一名观众被礼貌地请出了场。他化名繁多，本名亨利·普朗齐尼。方才载他巡游全城的马车夫，刚刚向巡官指认了他的行踪；此前，他在凡托马吉街一所私寓里赠出的数件珠宝，已然拉响了警报。彼时的巴黎，办案人员尚在全力追捕另一名嫌犯。一枚怀表、数枚耳环与一份失窃赃物清单，终将让两地线索彻底咬合。蒙田街血案曾一度迷失在查无此人的假名幽径中，如今真相却悄然搭上了南下的列车，将那些以为凶案仍困锁于巴黎客栈的人远远甩在身后。
一切始于1887年3月，蒙田街17号——即今日的让·梅尔莫兹街。在克洛蒂尔德-玛丽·雷诺（艺名蕾吉娜·德·蒙蒂耶）的寓所内，三人惨遭割喉：女主人、女佣阿内特·格雷梅雷，以及阿内特年仅十二岁的幼女玛丽。后世的报章纪事多沉溺于雷诺的风月排场、显赫交游与珠宝陈设。然而，除去这些猎奇之笔，那处宅邸本质上不过是一位母亲操劳度日、幼女依傍膝下的生息之地。一场劫掠，在此留下了三具冰冷的尸身。
参与破案的警官戈龙在回忆录中详述了案发之初的情形。一位被称为“安托万大妈”的女佣因久叩门扉不应而起疑。女门房起初从旁安抚，旋即随她上楼探察。久悬的死寂最终驱使她们奔向警署。副警长克雷诺偕同法医、锁匠及数名警员赶抵现场。破门而入后，阿内特与幼女的遗体率先映入眼帘，紧接着是雷诺。回忆录执笔者的笔端不乏血腥之辞，但于案情关隘并无补益。一场起于内宅的疑窦揭开了这桩灭门惨剧，而死者平日严整的生活规律，已足以向探员昭示：此地刚经历了一场极不寻常的变故。
警方最初咬定的线索直指一个名为“盖斯勒”的人。现场搜得的物件与姓名缩写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恰有一名同名男子刚退掉了巴黎北站附近的一间客房，房内遗落了衣物。探员们查扣了皮箱、被褥及各色杂物；这偶合之迹，旋即在部分报端化作了确凿的铁证。戈龙在后来的回忆中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审慎的怀疑者，自居未如僚属那般急于定论。我们审读其文字时，自不必全盘笑纳这般自矜之辞：警务官僚的自述，向来投射着其渴望垂名后世的特定面相。
彼时，司法侦查与新闻报界在同一条消息源前争分夺秒。戈龙记述，报馆记者顺着马车夫的行迹一路摸查，竟抢先寻得涉案旅馆并套取了内情。预审法官对这种走漏风声之举大为光火；但警方却又不得不仰赖各家报纸，刊发通缉特征与被盗珠宝详表。这种矛盾几乎构成了案件的第二重张力：警方一方面极力保密侦查部署，另一方面，行动的成败却偏偏寄托于数万读者的阅报之眼。正是这纸公之于众的失物名册，让马赛赠出的首饰与蒙田街凭空蒸发的赃物严密吻合。
普朗齐尼此前入住了马赛的诺瓦耶大旅馆。他收取了一件包裹，雇车兜风，巡游隆尚，并造访了凡托马吉街的一处烟花之所。在那里，阿梅莉·法布尔与玛丽·杜里对那些非比寻常的馈赠记忆犹新。一枚名贵怀表的成色，与来客含混的说辞格格不入。珠宝被呈交至寓所主事人手中，后者当即报案。车夫贝尔纳随后协助警方在大剧院内锁定了这名恩客。在戈龙的记述中，巴黎警方竟是通过一名记者的电报，抢在官府公文之前获悉了凶犯落网的消息。这位警界元老在此处发出了关于官僚体系颟顸迟钝的辛辣讽刺。
马赛的一场场对质，将普朗齐尼推向了一群无可辩驳的证人面前，令其单方面的矢口否认彻底苍白。车夫贝尔纳为其驾车，风尘女子接待过他，旅馆侍从亲见他签收包裹。在预审法官雷韦丹案前，他否认赠礼之事，支吾出数种托词，坚执自己与凶案无涉。戈龙声称自己当时便对其罪行深信不疑。然而，办案人员的主观确信与卷宗所载的客观证据断不可混为一谈。一个人的身形、眼神或回话时的神态均不足以定罪；唯有赃物去向、行踪复原与证言交叠，方能筑牢控罪的基石。
那只包裹成了盘诘的焦点。普朗齐尼辩称内装钟表发条，系受某位身份游移不定之人所托。探员厉声质问他何以在乘车漫游时将其随手弃置。在这些物质细节的逼问之下，赃物的转移轨迹已然原形毕露。然而被告抛出了最后一张护身符：在巴黎，他的情妇足以证实案发当夜他正与自己共度良宵。只要这份口供未被推翻，预审便不得不面对一重仅凭疑点积累所无法跨越的司法障碍。
戈龙笔下的“S夫人”最终推翻了最初的口供。她坦言此前仅为包庇情郎，实则案发当夜他并未留宿。回忆录中所还原的那场对质，堪称整桩大案中最令人窒息的时刻之一。妇人哀泣着苦求他如实交代行踪、吐露实情；普朗齐尼却咬定原词，反唇相讥。夫人的证言还牵出一段密谈：他曾私下向她承认自己案发时确在雷诺家中，却将杀人越货的暴行推诿于另外数名男子。这段私语终究系转述之辞，修史者无法将其视为亲临目睹的实证，但它却给予了被告的辩护以致命一击。
公审于当年七月开庭。德芒热律师为普朗齐尼出庭辩护，被告依然百般抵赖。戈龙在书中描摹了法庭内争睹凶犯真容的狂热公众，并极尽笔墨揶揄旁听席上的各色名媛。这类描摹所暴露的叙述者偏见，丝毫不亚于其所揭示的看客猎奇心。司法的裁决自不会受制于这等畸态的迷恋。普朗齐尼被裁定谋杀罪成，判处死刑。1887年8月31日清晨，他在大罗凯特监狱门前走上断头台。临刑前他亲吻十字架之举，日后在天主教记忆中被反复诵咏，尤以里修的德兰修女相关的叙事为甚；然而，一个被阐释为悔罪的宗教动作，终究无法让后人确证一名死囚幽闭如渊的内心世界。
街头叙事歌谣、耸动报章与警察回忆录，赋予了普朗齐尼漫长而畸形的纸上余生。从控诉罪行的歌本到兜售“亲临断头台下”体验的标题，大众读物的曲库完整记录了这场舆论的流转。当年，是珠宝指引人们擒获了凶嫌；到后来，却是凶嫌的恶名被用来兜售故事。在这两重流转之间，最艰难的追寻，依然是折返回那间蒙田街的公寓深处——回到雷诺、阿内特与幼女玛丽身边。无论何时翻开这卷宗，她们的名字，都理应排在凶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