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太子街上，书商乔治·尼科尔正与玛丽·博伊德尔小姐并肩同行，一声清脆的枪响陡然撕裂了街道的空气。尼科尔惊惶回首，赫然望见内科医生约翰·埃利奥特近在咫尺，手中正握着一柄手枪。书商一把扼住埃利奥特的咽喉，逼问那一枪是否出自其手。埃利奥特当场供认不讳。一名仆役疾奔而至，凶器旋即脱手落地或遭夺下，博伊德尔小姐则被迅速护送至临街店铺中避难。随后，尼科尔听见囚犯低语道，既然自己已将那年轻女子先一步送上黄泉，便可含笑赴死。然而，当有人高呼小姐伤势无碍时，埃利奥特竟双掌合十，惊骇追问她莫非尚未咽气，紧接着便对博伊德尔及其全家破口大骂，秽语连篇。
依博罗卷册所载日期，1787年7月20日，埃利奥特依《黑色法案》受审。然而，此案的审讯并未停留于暴行事实本身——暴行之确凿本毋庸置疑，司法层面的焦点反而落在了一个更为狭隘且诡谲的关隘上：这两柄手枪在激发之时，膛内究竟是否填装了铅弹？诸位证人对于枪击的发生、刺客距离之近、受害者所受创伤及衣物上留下的痕迹均无异议。然而，公诉方若要坐实死罪指控，必须在法理上确凿证明枪膛中所射出之物的确切成分。
赶来的仆役在庭上证实，凶器为两柄用绳索绑缚在一起的双连手枪。其中一柄被拾起时处于半击发状态，火门紧闭，依稀可见数粒残存的火药；另一柄则显然已经打响。依其判断，尽管机头构造各异，两枪当时皆有可能同时走火。该仆役亦当庭陈述了埃利奥特行凶后的狂言，并指出从其衣袋中搜出了另外两柄看似火药填至枪口的手枪。刺杀后的言辞固然勾勒出行凶者的杀机，却无法在法理上直接印证铅弹的存在：一人纵有万分杀害玛丽·博伊德尔之蓄意，亦不能遽断致其创伤的弹丸即为致命的铅球。
尼科尔在证席上详述了受害者斗篷上的灼焦破损，以及连衣裙后肩下方两处醒目的痕迹——在他看来，这恰好与两柄连击手枪的双重轰击位置分毫不差。外科医生检验后证实，受害者肩胛骨下方确有两处挫伤。然而，当法庭讯问两柄填装铅弹的手枪在近距离贴身击发会造成何种创口时，医者并未妄下断语，仅推断若枪口紧抵受阻之躯体，因缺乏足量空气助推火药倾泻，弹道威力或将大打折扣。衣物与手帕悉数呈堂。这些物证无声展示着火药轰鸣的威力，却单单无法从肉体之中剖出一颗致命的铅质弹丸。
埃利奥特与博伊德尔一家此前的宿怨纠葛，仅在一条近乎案卷附注的细微证言中浮现。一名园丁作证称，前一年冬季，这名医生曾在他家中寄宿半年，正因这一住址之便，埃利奥特得以频繁出入乔赛亚·博伊德尔的宅邸，而玛丽彼时正常居该处。博罗的卷册中并未阐释两人之间究竟有过何种恩怨，亦未交代埃利奥特企图以这记暴行索取何物。这层旧日交集仅能坐实嫌犯熟悉受害者的行止与宅邸，却丝毫未能揭开行凶的原委。暴徒脱口而出的滔天怨毒，与卷宗对二人过往深仇的大片空白，构成了极具张力的悬念。庭审之上，园丁证实了那些往复探访的踪迹，却终究未能向法官道出这段关系背后的全貌。
治安法官海德的证词则令案情更趋扑朔迷离。在尼科尔离开后，一名自称托马斯·布朗的男子登门索要涉案手枪，声称系奉书商之命前来取物。海德未加深究便将枪支交出。他素不认得布朗，事后亦再未觅得其踪迹。然而法官坚称，他在嫌犯衣袋中遗留的另外两柄枪里确曾窥见铅弹：填塞用的纸卷因装填压实而破裂，铅弹已露出了轮廓。此番追述却与其他供词产生了断层——藏于衣袋的凶器已悄然脱离法官掌管，而唯一可能辨明取枪人身份的关键证人，亦早已隐没于伦敦的人海之中，无从考索。
辩方律师竭力将埃利奥特引向精神失常的抗辩方向。西蒙兹医生特意援引了被告生前的一封信函，信中埃利奥特提出了一套有关太阳热力的假说：他主张阳光之炽烈源于太阳外层包裹的大气，而非太阳本身是一团悬浮的火球。法庭细细聆听了这番推论，此论或许荒诞有误，其逻辑脉络却严谨自洽、层层递进。伦敦刑事法官当庭反问：难道仅凭一套标新立异的哲学假说，便足以断定布封或其他先哲皆为疯癫之徒不成？接替埃利奥特诊所的奥唐奈医生虽称曾察觉其言行有异，却亦不得不承认这名医生平日诊治病患有条不紊、恪尽职守。两名曾收留埃利奥特寄宿的房东虽亦指证其性情古怪，却异口同声形容他是个温和沉静的租客。法庭纪要暗示，此类证词未足以服众，后世史家亦断难凭这些破碎观察逆推出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疾患诊断。
刑事法官随即向陪审团阐明了定罪的法定构成要件：陪审员必须笃信，案涉手枪中至少有一柄填装了致命铅弹；该武器确曾对准博伊德尔小姐击发；且此番举动出自蓄意之恶意。就后两项要件而言，法庭认为证人证言、凶犯之言辞以及凶器之齐备皆提供了充分佐证；唯独第一项要件始终悬而未决。一名陪审员当庭指出，世间再无任何事实比“弹丸之缺席”更为明澈。法官闻言便称，既是如此，他自可省去向陪审团逐一列举辩方抗辩细节的繁文缛节。
陪审团退庭商议后，带回了一份模棱两可的裁决：认定被告开枪之罪名成立，却无法断定枪膛之内装有铅弹。在刑事法官的释法指引下，陪审团遂就《黑色法案》所控之死罪裁定埃利奥特罪名不成立。然而对埃利奥特而言，审判的绞索并未就此松开。法官当庭驳回其释放请求，下令将其羁押，改依普通蓄意伤害罪移送另案审理。这一司法裁决深刻揭示了英国法理之冷峻裂隙：未被特定死罪起诉状击中要害之囚徒，断不意味着即可全身而退。在随后的审判中，埃利奥特被正式判定普通袭击罪成立。博罗在其按语中将该处刑罚斥为“带有报复性质的司法裁决”——此乃编纂者主观之激愤评语，绝非中立的司法记录。
这桩传奇的余波渐渐脱离了威斯敏斯特的法庭，转向博罗所记述的隐秘终局。依卷册所录，埃利奥特实为一名“性情极度敏感”之人，他在狱中决意彻底绝食。任凭狱卒哀求劝诫、百般强制灌食，他始终紧闭齿关，直至气息奄奄、彻底长眠。博罗将这一悲剧归咎于“法律用错了地方的死板苛求”，痛陈司法的偏执摧折了一条生命；然而这一感叹，终究无法确证司法程序便是逼其赴死的唯一缘由。对于囚徒在阴冷铁窗深处的内心波澜，历史文献再无一字留存。
曲终人散，玛丽·博伊德尔侥幸生还；她那件被烧焦的斗篷与布满黑斑的裙裾曾赫然陈列于陪审员眼前。埃利奥特自《黑色法案》那道足以致死的绞索下脱身，却转瞬间沦为普通伤害罪的囚徒。至于那两柄在混乱中被递交予神秘陌生人的手枪，终究并非在少女衣物上留下焦痕的凶器——它们不过是自凶犯衣袋深处起获的未发之物。藏于口袋内的装药虚实，在法理逻辑上永远无法用以倒推抵在玛丽背上那柄枪膛内的杀机。天理与律法之间的悬殊，竟系于两对形制几近无差的冰冷铁管；而在旧贝利的法庭之上，恰是这毫厘之差，定夺了陪审团所能宣示的终极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