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叙尔克不过是陪同友人走一遭。他既未与任何指控者有约，亦无理由忌惮在司法公署中虚掷的那几刻光阴。同伴此行意在索回早前调查中遭查扣的文书；待手续办毕，二人便各归其途。彼时，另有两名妇人亦在廊下候审。她们抬眼打量步入厅内的男子，恍惚间认定自己撞见了谋财害命的凶徒。
在这场邂逅中，无人费心将辨认者与被指认者先行隔离开来；一场死罪，便自此悄然落笔。然而，轰动一时的“里昂邮车大案”，其玄机远非一场不幸的巧合所能尽述。若教一张面孔将无辜者推上断头台，其后尚须一整套证词、对质与庭审博弈；须教一切抗辩节节败退，或看似归于溃败。由疑窦淬炼为确信的漫长畸变，正始于多邦通法官的那间公署案席。
1796年4月27日，里昂官邸邮车在略桑附近的官道上遭遇伏击。信使与邮童横尸荒野。群盗席卷了金银现款与数以百万计解往意大利军团的指券：两条人命骤然折损，巨额公帑遭劫，国家权威更在日常最寻常的权力行使——邮车的穿州过省之中——遭到了公然践踏。官道承载了凶徒，亦必当吐露其蛛丝马迹。
官府随即盘诘了曾侍奉、迎迓或窥见行旅的所有耳目。沿途客栈确有汉子借宿，索要骑士所需之物，并留下关乎形容相貌与衣冠穿戴的浮光掠影。此类忆述固属弥足珍贵，却又薄脆难凭；盖因倒酒布菜的堂倌，绝未料及数日之后自己竟须在法官面前，为眼前食客的容颜立下确据。记忆在冥冥中运转，浑然不知有朝一日竟会被奉为呈堂证供。
线索终将捕吏引向库里奥尔，此人在蒂耶里堡落网，身携赃物。因其株连，侦缉罗网旋即收拢。曾获开释的居埃诺，尚有若干身份文书扣押于法官案头。他遂邀同乡杜埃人勒叙尔克同往，取回旧卷。于是，全案中最无嫌疑之举——坦然踏入一处熟知自己姓名的官廨——竟在转瞬间化作自投罗网的致命荒唐。
两名女证人一眼指认了来人。勒叙尔克的自由，便至此戛然而止。
彼时的勒叙尔克家道殷实，族望素著，自有亲朋邻里堪为其品行作保。这固然足以解释亲友邻佑的惊愕莫名，却远不足以抵御公诉的刀斧。身负令名之人未尝不可行劫窃之举，法庭断不致将素行端方与作案绝无可能混为一谈。辩方因而不得不撤出往常声誉的庇护所，退守至逼仄万分的作案时序之争：邮车遭劫之际，勒叙尔克身在何处？何人曾见？时在何时？
若干证人坚称其案发时身在巴黎。其中，珠宝商勒格朗携有一册账簿，本应以白纸黑字为证言佐以确凿时日。笔墨似乎提供了言语所难独任的真凭实据。然而，人们旋即在那页日期上窥见一处刮擦涂改的痕迹。勒格朗当即被指作伪证，原本用以托底的脱罪不在场证明，转瞬反噬，化作诛心之矛。
这处小小的墨痕，其掀起的波澜远胜其在纸页所占寸土。其余证言虽未在形质上被抹煞，其质色却已尽数变质。设若一位辩护者竟敢篡改账册，后来者焉知不会修饰记忆？自此，凡是对被告施以援手的证词，皆反成滋养疑窦的鸩毒。公堂不仅斥责他在官道上遭人指认，更隐约窥见其周遭正竭力抹平过往踪迹的串谋企图。
在八月的庭审中，攻防双方的证词激烈龃龉，僵持不下。一方指誓在巴黎亲见勒叙尔克，另一方则咬定其现身于劫匪必经之路。然而，一个名字骤然撕裂了这团迷雾：迪博斯克。与库里奥尔关系匪浅的马德莱娜·布雷邦力陈法庭辨认有误。官府所缉拿的正凶并非阶下受审之人，另有一人与其容貌酷肖，案发时且戴有一顶金黄假发。
酷肖之说，恰好为眼前这团乱局提供了唯一的通解。它既可免除证人作伪之愆，亦毋须将勒叙尔克推入谋逆之罪：目击者确曾记下那张面孔，唯独安错了躯壳。然而，单凭貌合神似，本身绝非铁证。必先缉获此名匿影之人，坐实其在场行踪，审度其与匪帮勾连。可法庭只审判堂前在押之囚，此番推想却有赖于一桩悬而未决的侦查。
1796年8月5日，勒叙尔克、库里奥尔与贝尔纳被判处死刑。其余涉案者免除极刑；居埃诺当庭获释。那位前来索取文书的同伴得以重见天日，而仅为陪同友人涉足官署的勒叙尔克，却永陷囹圄。
自此，库里奥尔在这场公案中留下了极为罕异的姿态。他不再为己身脱罪，而是咬定自己罪无可赦，同时声嘶力竭地洗刷勒叙尔克的清白。临刑之前，直至囚车驶向刑场的最后颠簸中，他反复申明所言，逐一指认其认定的真凶同党。行刑在即之囚固亦可能诳语欺世；认罪之举，亦未可将随后的只言片语骤然奉为至理。然而，当世人目睹一人欣然伏法领罪、却拼死为身旁无辜同袍鸣冤求生，便极难再将此等临终绝叫视作无足轻重的喧嚣。
1796年10月3日，勒叙尔克伏诛于断头台。库里奥尔同日受戮。司法终结了它首场审判，却远未穷尽此案的幽暗。
数载之后，迪博斯克终于落网归案，伏法受审。他的定罪，终使为勒叙尔克奔走的辩护者寻得了初审中付之阙如的大活人。这不再仅是法庭公堂上一道轻飘的名姓：另一名被告已确因同一宗血案受审服法。自那一刻起，勒叙尔克遗族踏上了一场漫漫求索；其历时之久，足见体制铁壁阻力之巨。他们所求已非营救人父，而是令后代子孙在承袭这一姓氏时，不必再背负其后附骨之疽般的极刑死训。
然而律法并未赐予公众所期冀的完满昭雪。在法理之上，坐实一名新凶，尚不足以自动免除昔日同谋之嫌。司法复勘所求者，远比一段绘声绘色的李代桃僵之说更为苛刻。此案曾推动1867年的法制沿革与大讨论；然而其家属的翻案申诉，终在1868年最高法院的铁律前铩羽而归。在法兰西的集体记忆中，勒叙尔克化作了冤假错案的化身，却始终未能在案卷中得享一份合法的平反昭雪令。
此等落差，正是历史留与后世最深沉的隐痛。人们尽可历数账簿的涂痕、公署的指认、库里奥尔的临终悲呼，以及迪博斯克的迟迟登场；然而，谁也无法擅自为这桩公案添上一纸从未宣判的无罪判词。当年，曾有两名汉子立于公署廊下相候。一人意在取回护照行卷，另一人不过以为是陪友走上一遭。七十余载悠悠而逝，一个家族仍在苦苦守候，等待司法决断：那个晨光熹微的上午，究竟证明了何等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