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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大盗与驿道 · 法国

赴刑之邀

尼韦案:官道喋血的行商夫妇,与巴黎高等法院受审的九十九名被告。

在巴黎高等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抄件上,有人提笔添了一行邀函。那字迹以讣告的惯常口吻,夹杂着攀亲引戚的戏谑,邀约收件人前去观摩行刑队伍,亲睹尼韦的骨殖如何被生生折断。写下这行字的手并非判决的起草者;此人不过是觉得判词颇具余兴,足堪充作一场社交酬酢的谈资。而在那行手书墨迹之下,冷硬的印刷铅字赫然宣告:本案涉案者达九十九人,五人被判处车裂之刑。

首犯名为菲利普·尼韦。在法官的卷宗里,他化名众多:吹鼓手、红发子、马尚、格拉蒙、库西、迪穆兰。这些名目并非草莽啸聚的江湖绰号,而是官府缉凶之艰的明证——此人穿行于市镇、官道与各处门户之间,每至一地,便换一副面目与称谓。对推官而言,将这些名字逐一串联,本身便是在拼凑散落的罪状。一个匆匆过客,转瞬间便与邻人异地撞见的某张面孔重合归一。

1728年8月末,亚眠布商大卫携妻自吉布赖集市驱车折返。行至鲁昂附近,夫妇二人惨遭劫杀。判词将这桩双重谋杀定位于官道之上,距城垣不过四分之一法里。这般近在咫尺的距离令人悚然:行旅跋涉了漫漫长途,历经关隘与交易,而死神却几乎在人烟鼎沸的城门前守株待兔。商贾云集的通衢,恰好为亡命之徒提供了觊觎已久的猎物——那些携带着满囊货款的商旅。

追缉行动由数名干吏主持,法国国家档案馆的案卷至今留有其名姓:短袍巡捕连中尉巴赞,以及巡夜官蓬斯与巴塔耶。他们循着三名被通缉者的踪迹,穿过鲁昂与圣日耳曼昂莱,一路咬至巴黎。9月5日,圣奥诺雷郊区一名出租马车者吐露了线索;缉捕随即在其寓所内告成。嫌犯借以远遁的奔波,亦迫使他们不得不暴露于沿途行人的目光之下,留下了足以辨认其踪迹的蛛丝马迹。

案件并未因这桩双重血案的告破而就此收场。司法讼案如罗网般铺开。1728年9月与1729年4月的两道特许令,确立了特派推官的审理权限;审讯、复核与对质,将收监之犯、案中证人乃至在逃之徒层层钩沉互证。推官兰贝兰主理讯问,罗朗主持当庭对质。在浩繁的卷宗里,尼韦不再仅仅是集市劫案的亡命徒,他成了多省连环巨案的枢纽与交汇之所。

1729年5月30日的判决,认定他与巴勒蒙、芒西翁共同犯下残杀大卫夫妇之罪。不仅如此,判词加诸尼韦一身的血债更令人心惊:穆利诺森林劫杀面包师案、鲁昂至圣旺港道中截杀舍内案、圣旺十字路戕害莫特莱妇人及其二子案。在巴黎,他亦被坐实两桩谋杀:圣安德烈艺术街残害银匠梅纳尔,以及科基利埃街谋杀博洛。判词所勾勒的罪恶版图,从荒野官道一直蔓延至深宅大院,市井城池亦荡然无存半点安全之庇。

洗劫教堂的行径,令这幅罪行图谱愈发庞杂:巴黎的荣军院、夏尔多内圣尼各老堂、圣克里斯托夫堂,凡尔赛的圣路易堂,乃至鲁昂的圣戈达堂,皆遭洗劫。案卷将这些破门凿壁之举,与日夜不绝的诸般窃盗案归并一处。客栈、私邸与神圣殿堂被网罗进同一宗大案,盖因盗匪的流窜与赃物的流转,将每一位苦主原以为只是降临于己身的厄运,串接成一张盘根错节的巨网。

然而,并非所有被告的罪责与地位都别无二致。布莱斯·博瓦尔(化名特龙西或迪皮伊),因另涉数桩谋杀被单独科罪,其中包括奥尔良附近的杂货商埃尔潘命案。纪尧姆·托潘(化名昂布鲁瓦兹或洛朗·拉克鲁瓦),则被定为数起窃案及博洛命案的同谋。五名死囚的极刑,并不意味着九十九人担负着同等罪责。在“盗伙”这具庞大躯壳之下,法院虽并案勘鞫,对各人行迹仍作了厘析。

长列的涉案名单,宛如揭开了一座隐秘的地下暗城。其间有仅依夫家姓氏或绰号指认的妇人、一名银匠及其结发妻、前酒肆掌柜、布贩,亦有仅凭行当、地名或面貌特征见载于册的汉子。若干姓名语焉不详。书记官竭力在文书上甄别此杜邦与彼杜邦、“弗朗索瓦”与“小弗朗索瓦”;甚至数名疑犯的户籍身份,通篇皆以“某甲”代之。捕快往往先摸清了党羽瓜葛与体貌形迹,方能辗转坐实真名实姓。

其中数人已被解押至巴黎古监狱。另有人远走高飞,亦有两人在审结前已死于狱中。境遇的悬殊,牵动着每一个待决之人的命运。名列案卷并不意味着盖棺论定。法庭下令对部分枝节继续深究,对诸多从犯则裁定暂缓量刑,俟五名主犯伏诛后再行定夺。这般宽限绝非慈悲之举——在首犯受死之前,官府意欲施以最后手段,从其口中撬出余党的真名与内情。

于是,尼韦与其四名同伙在赴刑之前,被判处承受“常刑与特刑”之拷讯。死罪已定,酷刑接踵而至,专为逼供同谋而设。对余下囚徒而言,这几名自知生路已绝的死囚临终吐露的字句,无异于悬顶利刃。在这套司法机括中,死囚的身躯直至被押赴刑场示众的那一刻,始终都是榨取口供的勘刑刑具。

判决勒令在格列夫广场施以车裂之刑,并对家私资财作出了裁断:在可行没官之律的地界充公其产,课以罚锾,对其余人等之诉讼则继续推勘。王法既诛其身,亦不放过其遗泽。1729年5月31日,菲利普·尼韦伏诛。刑台上的血腥排场,为这名巨盗的生涯划上了轰轰烈烈的句号;然而司法卷宗并未合拢,那些曾为他提供过寸榻、化名、臂助或销赃门路的各色人等,其命运仍悬于来日推勘的笔墨之间。

那份被擅自改作请柬的判词抄件,恰好凝固了这场终局的荒诞两面。铅字印刷之处,推官正色定刑,为每个人按名定罪,各量其刑;字行之上,手书的戏言却盛情邀客,共赏这场杀戮盛宴。在这两重墨迹的夹缝中,大卫夫妇走出集市后便再未能还家,莫特莱妇人与稚子在村舍中悄然湮灭,而阶下囚犯仍在战栗等待死囚最后的招供。“吹鼓手”的名号,本像是一段可供茶余饭后的绿林传奇;而那一纸旧案,却冷冷照见了当日读罢判词尚能相视而笑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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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背景与文学重构说明

1729年5月30日巴黎高等法院判决书全文曾重印于《古旧书卷》(Le Vieux Papier,第153–157页),其中详列针对五名车裂死囚所判罪名,并载明对其他被告暂缓量刑之裁定。抄件边缘的手书观刑邀约,见于该本之附录介绍。法国国家档案馆藏、由Criminocorpus数字人文平台刊布的档案条目,则详述了受害者自吉布赖集市返程之境况、越境缉凶的捕快巡官、1728年9月5日之搜捕,以及1729年5月31日尼韦伏法之实况。本纪实叙事恪守史实,并未将案卷中所及所有涉案人员一概预设为坐实之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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