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7月14日，星期日，清晨八时至九时之间，普鲁士国王正缓步走在巴登-巴登的利希滕塔尔林荫道上，身旁全无侍卫随扈。一名年轻男子曾两度与他擦肩而过，每次皆躬身行礼致意。未几，普鲁士驻巴登宫廷特使弗莱明伯爵追赶上来，伴行于国王身侧。行出数百步后，方才那名陌生人自后方贴近，在距君主仅四五步之遥处，拔出一支双管手枪悍然射击。一发子弹落空；另一发穿透大衣翻领，擦破了领带。威廉感到颈项处传来一阵灼痛。伤势虽极轻微，然其行刺之意图昭然若揭。
国王骤然回身。伯爵厉声质问是谁开的枪。那名青年坦然答称正是自己，并随即招认其所射杀的目标正是国王。他已将凶器与一把雨伞弃置于草丛中。苏普夫勒律师飞身将其扑倒在地，国王则下令切莫伤其性命。众人旋即租借了一辆马车，将刺客押解至警署。车行途中，青年向弗莱明自报家门，自称是莱比锡大学的学生，并交出了自己的皮夹：内中藏有一张国王肖像照，以及一封陈述其行刺动机的亲笔信。信函落款为前一日于巴登所书，原件影印件上的签名依稀可辨为“奥斯卡·贝德”（Oskar Beder）。
惊魂一幕不过瞬息，那封信函却早为这场刺杀编织了由头。贝克尔在信中宣称，自己深信这位国王绝无能力统领德意志走向统一。他希冀以这一记枪声唤醒德意志同胞，并迫使各邦诸侯奋起图强。他写道，自己明知此举将葬送大好前程，亦深知世人多会切齿痛斥，然他仍视这番牺牲为救国之良药。此番说辞绝非被捕后仓促编造的招供；早在事发前夕，他便已亲手将这套所谓的“行刺大义”落诸笔端。
狱卒搜查贝克尔身躯时，搜出十三枚铅弹与二十枚火帽；随后搜查其下榻的“鲜花客栈”（Zur Blume）居室，又起获数枚弹丸、第二支手枪以及全套装药器具。《皮塔瓦尔》司法案卷载明，他于两日前离开莱比锡，此前四处打探国王的散步习惯，并特意购得一张肖像以便辨识龙颜。一名为其搬运行李的脚夫证实了画中之人；客栈侍者则为他指明了君主晨间行走的路径。贝克尔还曾与跟其学习语言的账房学徒斯帕里希一同练枪，而后者对这起惊天阴谋毫不知情。潜心备案、尾随逼近以至开枪行凶——这环环相扣的杀局，皆隐伏于囚徒被捕后异乎寻常的沉静神色之下。
在随后的审讯中，贝克尔起初对自己的杀意及其赋予这一行动的宏大意义供认不讳。他指斥德意志统一大业步履维艰，责难国王昏聩无能、难堪大任。他援引意大利统一之先例，以奥尔西尼的刺杀行径自况，坚信后者推动了意大利的独立伟业。他坦言自己蓄意弑君，妄图以此殉道之举引爆一场政治波澜。他从未将此案粉饰为个人私仇，其陈词俨然将一场失手的谋杀铸成了一柄撬动历史的杠杆。
然而，交由陪审团裁决的指控范围要狭隘得多：检方仅以蓄意谋杀未遂起诉，而非贝克尔极力争取的叛国重罪。他愤懑抗辩，控诉司法当局未曾就“危害德意志联邦”之罪名立案——在他看来，唯有此项罪名方能赋予其行刺所应有的崇高政治分量。该申诉被断然驳回。在一封狱中书简里，他仍旧承认瞄准了国王，且甘愿领受一切后果；在他眼中，获判二十年苦役的结局，远不如从容赴死、化作烈士来得光彩夺目。
未料，其供词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翻转。9月8日，在申诉遭驳回之后，他向辩护律师雷埃推翻了前供，声称自己策动的实为一场“佯刺”。他辩解称，自己当时笃定枪膛中全无弹药，开枪并非为了夺命，仅为激起一场道义上的震颤。他宣称，起初之所以承认心怀杀机，纯粹是为了让世人震惊，好求得烈士之死；而今家书频至，亲人的哀恸终令他回心转意，决意吐露真相，免使至亲再受折磨。
这番推诿之辞旋即被凶器本身的物证击得粉碎。贝克尔坚称自己特意选用了以为放空的枪管，未曾察觉内中留有旧药。然而他又供认自己曾向枪内装填火药，并用通条探查过枪膛是否为空。出庭作证的军火工匠明确指出，即便是一介新手，也绝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向已装药的枪管中重复填药。国王与在场目击者均亲耳听闻枪声大作，案发后两支枪管亦皆已击发。贝克尔用来粉饰这场“佯刺”闹剧的种种细节，反倒彻底瓦解了他改弦更张的新说辞。
法庭上的第二场激辩聚焦于其刑事责任能力。辩护律师祭出“偏执观念”之说，称贝克尔自幼便沉溺于政治空谈、伟人传记与弑君异闻之中；他自命不凡，深信自己背负着凡夫俗子无法参透的特殊使命。其父亦悲痛欲绝，乞求法庭视其子为心智失常的病人，而非寻常宵小。父亲罗列了家族中的精神病史，力证儿子长期处于亢奋狂躁之境。辩护人并未开脱其罪行，而是全力争取法庭认定其仅具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法医鉴定专家菲斯林博士却对这一论调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专家裁定，贝克尔完全清楚自身行径的刑事后果，且始终保有自由意志与决意能力。从缜密的行刺准备、购置枪械、操练射击，到挑选吉日乃至被捕时的泰然自若，无不彰显其意志贯通、蓄谋已久。辩方所托词之“癫狂”，与被告人自诩之“政治笃信”，走向了非此即彼的判决歧途：前者恳请陪审团认定其意志已遭侵蚀，而后者长久以来却始终将坚韧之意志标榜为刺杀行动的本源。
9月23日，审判在布鲁赫萨尔法庭正式开庭。旁听席座无虚席，多国记者云集于此。公诉人严厉谴责这起针对国王的暴行，力证在铁证如山的物理痕迹面前，“佯刺”之说根本不值一驳。辩护律师则反唇相讥，指称公意早已未审先判，法庭应当体察当事人的心智异状。随后，贝克尔起立作了漫长的自辩陈词。他重申自己甘愿为德意志之统一抛洒热血，但也承认那套“假刺杀”的谎言令自己沦为了彻头彻尾的笑柄。陪审团随后退庭评议一小时。
他们对谋杀未遂的指控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并断然否决了辩方关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主张。法院依法判处贝克尔二十年苦役，并终身逐出国土。闻判之下，被告人神色从容，未发一语抗辩，反倒温言宽慰扑上前来失声痛哭的胞弟。翌日，他正式放弃上诉，被押解赴监。在《皮塔瓦尔》案卷的笔触下，这名囚徒至此仍维系着某种虚妄的矜持；他妄图以鲜血谱写的历史篇章，终究在这漫长而阴冷的囹圄苦役中黯然收场。
本篇记述依据1862年出版的《新皮塔瓦尔》（Neue Pitaval）中回顾性章节《1861年巴登-巴登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陛下遇刺案》（Das Attentat auf Se. Majestät den König Wilhelm I. von Preußen in Baden-Baden. [1861.]）整理而成。案主定名依照巴登-符腾堡州档案馆案卷所载之奥斯卡·威廉·贝克尔（Oskar Wilhelm Becker）。《皮塔瓦尔》影印本在指认与信函签名处似拼作“贝德”（Beder），光学字符识别文本亦在二者间摇摆。本篇将此视为释读存疑，而非确凿之历史化名。该章节并非法庭审讯记录之逐字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