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迪斯夫人向约翰·圣约翰·朗发出警讯：其年轻女患者背部的疮口仍在蔓延，且已水米不进。朗检视了病征，宣称创口转机良好，更声称若能在另一名病患身上诱发同样溃烂，他宁愿奉上一百坚尼。这番笃定言辞与家属的惊惶形成鲜明比照，亦拉开了针对其医术行径的两场公堂对决之序幕。首案关涉治疗后身亡的凯瑟琳·卡欣；次案则因科林·坎贝尔·劳埃德夫人之死而起，终致另一场审判与全然迥异的裁决。
约于1830年8月，卡欣夫人携二女留居伦敦，寄寓于莫宁顿坊的罗迪斯夫人宅邸。据卷首记载，这家人初为十六岁幼女求医，因其染有肺痨之症。朗落脚于哈利街，彼时已凭一种奇特医法声名大噪——旨在通过诱发体外疮口与脓液排泄，以期将脏腑之邪毒“引拔”出体外。佩勒姆明确指出，朗未曾受过正统外科医术训导；此语系后世史家之评断，而非当时的司法医学定论。
起初，朗坚称对幼女已无能为力，却转而向家属警示，称长女恐亦难逃此劫，自荐施法以绝后患。佩勒姆在开篇中并未具名这位长女；其后斯威特曼在证词中指认其为凯瑟琳。这位在佩勒姆笔下素来康健的女子，遂被施以此等疗法。其背部随即出现一处创口；至于朗究竟施用何法致使创烂，文献中未详述细节。此后疮口不断恶化，患者亦无法纳食饮水。罗迪斯夫人先是致信，继而引其察看那些令人心惊的症候。朗却坚称创面演变吉旺，对诸般恶候不以为意，仅嘱以热波特酒止呕。此饮旋即被呕出。及至家属告知病情已入膏肓，他仍固执己见，不肯稍更方略。
卡欣夫人终延请外科名医布罗迪诊治。布罗迪见其背部创口溃烂极重，断言回天乏术。翌日清晨，少妇殒命。卷帙之中既未详述最初之施治举措，亦缺完整病案记述；唯布罗迪出庭作证，坚称正是该处严重创伤引致频呕、乃至绝命。这位名医全然无法理解，何以区区体表疮伤竟能防遏或克治肺痨骨蒸。
死因勘验庭于1830年8月21日星期六开庭。罗迪斯夫人历述朗之诊视过程及死者病势之陡转急下。针对辩方盘问死者生前是否曾暴食李子一事，她明确予以否认。她复补充道，该女子在临终十日前仍身轻体健。布罗迪力主死因为创口所致。陪审团随后要求进行更详尽的尸检，验尸程序因之延展；其后延揽会商之诸医官均指明，尸身除该处创伤外，别无其他致死宿疾。
斯威特曼确认了殁者身份：他自陈深知年方二十四岁的凯瑟琳及其受痨病折磨的十六岁胞妹埃伦。据其证供，胞妹求医而来，朗却拒不施救。他更披露朗曾妄断凯瑟琳若不蒙其诊治亦必染痨症，而埃伦小姐早先确曾蒙都柏林诸医官断定为胸疾缠身。斯威特曼提及朗设有一本名册，令来访者一一画押，誓对秘配药剂与吸入疗法严守机密。他指证朗对每名女客每诊收银一坚尼，并声明自己未费一文。
朗之辩护方随后传召多名受惠病患登台作证，交口称颂其医道奇效。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称曾以手亲试其法；马蒂尔达·克里斯蒂安小姐与夏普夫人亦力证在诱发创口及吸入治疗后沉疴顿解。另有证人提及痛风、骨痛或体虚之症亦因此化解。此类陈词皆列于辩方之证据目录。
历经数轮庭审，验尸官归纳本案症结：朗究竟是不谙医理、疏于谨慎，抑或其行径已构成了不可饶恕之刑事罪愆？陪审团于傍晚五时退庭评议，晚八时折返，一致裁定朗犯有过失致死罪。因朗当日未曾到庭，法庭遂签发拘捕令。其后朗投案归质，暂获保释。
原定于9月18日在老贝利中央刑事法院开审之刑事诉讼，因控方关键证人缺席而延期。至10月30日，朗再度提审。前番供述之诸般事实于法庭之上再度呈堂；陪审团再次断定其过失致死罪名成立。朗遂被羁押于纽盖特监狱候判。次周周一，法庭判令其向国王缴纳罚金二百五十英镑。朗立时照额完纳，遂获开释。在佩勒姆之案卷笔录中，卡欣一案所定之罪刑，终未化为囹圄之灾。
及至皇家海军上校之妻、年四十八岁的科林·坎贝尔·劳埃德夫人一案，死因勘验于11月10日——即其殁后两日——开启。她于当年深秋延请朗诊疾。劳埃德上校陈称，曾于10月5日伴妻初访。其妻次日复诊，随之数日皆行吸入疗法；至9日，其胸脘初次蒙受摩擦敷药。据其夫所言，10日再度敷药，剧烈灼痛骤起，遂急召朗问视。朗仅云此无大碍，稍候即愈。讵料翌日皮肉殷红，胸骨正中泛黑焦烂，劳埃德夫人痛彻心扉，寝食俱废。
上校之证词细致重构了其亲历之救治场景：以甘蓝菜叶覆于疮口，继而水疱丛生，甚而特制柳条护架以阻被褥触碰焦体。及朗重至，劳埃德夫人力抗拒绝再度摩擦。朗仅荐以干布吸纳脓血，以毛巾擦拭焦黑溃痕，终允施以常例软敷。劳埃德上校于预审席上悲恸陈词。外科医官万斯与坎贝尔指认创面深广且现坏疽之象，断定劳埃德夫人于11月8日之死，乃因胸部敷涂腐蚀烈剂所致。据其解剖记录，尸身肺腑心脉未见他样病变。
验尸官促请陪审团定夺：劳埃德夫人究系毙命于医者之极度愚昧与怠忽，抑或归于自然因由。陪审团次日遂引“极度无知及其他考量”，作出过失致死之勘验结论。然此等勘验裁定并非定谳之刑律审判。1831年2月19日，朗终因劳埃德夫人之死，再度提控于老贝利中央刑事法院。
公诉人历陈上校与诸医官之供词。辩护方则坚称在创面甫发后朗便遭屏退，力指正是坎贝尔后续之外科处置酿成致命变故。朗亦亲登法庭辩白：声称倘能再治数日，定令夫人平复如初，更斥责同道相争皆因妒火中烧。法官下令限制病患证词范围，仅准证明朗之一般声誉，不容细表其他个案曲折。主审法官责成陪审团衡量：朗之举措是否确系荒唐蛮干抑或可归咎之无知盲动，并审视众人是否确信死因即系朗所造之疮口。
陪审团于晚八点半退席审议，约一小时后返庭，宣告无罪判决。这一回，尽管验尸陪审团结论相左，朗在正规刑事审讯中仍得以洗脱重罪。脱罪之后，他重操旧业。此后一桩诽谤刊行物纠纷引发了名誉侵权之诉；至1831年6月14日，朗胜诉获偿一百英镑。佩勒姆在篇末交代了朗之出身履历：其人生于马洛一编筐匠家，早年操画师业，后入伦敦行医，终至1834年下世。在这两桩风波之间，他身负两道背道而驰之司法裁断：在凯瑟琳·卡欣案中蒙罪受罚，而在劳埃德夫人案中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