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伦苦役营中，曾有两个男人共用同一个名字。一人被判处苦役，脱逃后再度落网；另一人则自始至终苦苦抗辩，坚称当局认错了人。然而狱卒认定此人格外擅长脱锁逃脱，反倒为其套上更为沉重的刑具；他们命他穿上苦役犯的赭红囚服，押往工地劳作。终于，在众人的嘲弄与喝斥中，他学会了在狱吏呼唤“索泰尔”时开口应答。
他原本名叫昂日-吕西安·迪克洛-勒格里，本是个水手，生命遭人强行抹煞剥夺之时，年纪尚不足弱冠。为了重拾真实身份，他的官凭簿册、从军履历与周身伤疤皆无济于事。非得等到那个真正的索泰尔再度现身、坐回自己的囚席，真相方现一丝曙光。
空瘪的衣囊
迪克洛原籍菲尼斯泰尔省的沙托讷夫。双亲早已故去，只余一妹与外祖母在世，而常年的航海营生使他与骨肉音讯疏阔。自1823年起，他辗转服役于数艘战舰，从见习水手渐升为正式海员。“贝阿恩人号”、“加拉蒂亚号”、“乔治特号”——这一艘艘船名，构成了他以一次次起航写就的青春履历。在布雷斯特港，腹部所受的一处重创曾中断了他在战列舰上的服役；伤愈之后，他又再度扬帆出海。
1827年10月28日，迪克洛在马赛走下“梅拉约号”，领得了一纸前往坎佩尔的路引与返乡盘缠。11月10日行抵里昂，他投宿于格里丰坡上的佩拉雄客栈。客栈掌柜查验了证件，将旅人姓名登记入簿，便将路引如数奉还。显而易见，迪克洛曾在一位姓名可考、门牌明确的店家面前，明明白白地证实过自己的身份。
孰料两天之后，在沃土广场的戏院散场之际，他与一名军人发生龃龉。巡警闻声赶来，那名军人拔足遁逃，水手却落入了官府之手。押至市政厅后，迪克洛方才惊觉自己坎肩的内袋已被利剪铰开，钱囊不翼而飞。次日，当巡捕责令其出示证件时，他伸手往短外褂中摸索路引，却发现那张关乎身家的凭信同样荡然无存。
接下来的这一幕，属于历史长河中的合理摹写：迪克洛翻开一只衣袋，又翻开另一只，指尖在衬布的夹层里徒劳地反复摩挲，尽管在场众人早已看清内里空空如也。他方才坚称持有证件时的笃定，此刻反倒化作令人难堪的窘迫。他急欲折回客栈，指出自己下榻的床榻，寻来足以作证的掌柜。然而横亘在公案之前的，并不需要一段有血有肉的身世自白，而是一张他已无法呈验的官印文书。
指鹿为马的指认
在拘留所内，一名被控盗窃、名为米尼奥的在押犯，坚称在这名年轻人身上认出了一名从土伦潜逃的苦役犯。迪克洛力辩其诬。然而流言早已在囚室间不胫而走，司法官吏随即发函行文各处军港：可曾有一名唤作迪克洛的苦役逃犯？海港覆函皆称查无此人。这并未换来他的自由，里昂简易裁判所反以流浪罪判处他监禁三月。
服刑期满后，出于治安羁押之需，官府将他押解进京。1828年5月，在巴黎警察局，两名前苦役犯亦咬定认得此人。惟这一次，他们口中唤出了另一个名字：让-路易·索泰尔。其中一人甚至言之凿凿，称当年在土伦曾与他锁在同一副铁镣之下。面对一个自称与自己同锁共刑的苦役老手，一个身无分文寸纸的年轻后生，又能拿什么来抗辩？
索泰尔其人确实存在。此人原籍尼姆，1822年因越墙破门盗窃罪被判处六年苦役，1824年首度脱逃，当日就擒，又被加刑三年。1828年2月的再度脱逃，令他再度成为通缉要犯。于是一个潜逃在外的真凶躯壳，恰好套在了迪克洛的面容之上；而两名证人笃定万分的指认，更使得办案人员从此只愿透过这份偏颇的断言去审视这名水手。
官府比对了两人的人身勘验底册。发色固然相仿，面色亦皆苍白；两人右眼上方皆有一道旧痕，只是索泰尔的伤疤呈横向平抹，而迪克洛的疤痕则斜向下方、深陷皮肉。两人腹部虽皆有创口，但水手足以凭军旅履历阐明其枪伤渊源。双腿虽各有疤痕，位置却迥然不同。至于左臂上的刺青，则成为这场附会穿凿的最后一环：一人臂上刺的是圣像，另一人身上却是一尊底座图样。
执法者只一味咬定“两具躯体皆有印记”，却不再细究那究竟是何种印记。迪克洛那清瘦修长、棱角分明的脸庞，本与索泰尔的浑圆面容大相径庭；身高、年纪、鼻型无一相符：前者年方十九，后者已届二十六岁。要咬定二人乃同一人，指控者必须抱持极大的曲意迁就；而他们对这一荒谬巧合的纵容，远胜于对眼前这个极力抗辩的青年的一丝体恤。
被视作狡计的真言
迪克洛被提押至海军部受审。他巨细靡遗地供述了自己的生平、登载服役过的战舰与从军历程。文书核查的结果全数吻合：海事档案中确有一名水手迪克洛其人，其供述之细节与档案卷宗丝丝入扣。历经无数充满敌意的指认构陷，此刻终于有一桩铁证，客观无讹地承认了他的存在。
然而办案人员转瞬便找到了另一套说辞：潜逃在外的索泰尔极可能在半途撞见过迪克洛，套取了他的生平履历，进而据为己用。如此一来，分毫不差的事实细节非但未能证明其口供的纯白，反倒被视作这名逃犯预谋机深、编织谎言的铁证。就在他终于得以让自己的过去获得官府勘实的那一刹那，那段过去却在文牍上被判定属于另一个盗名欺世之徒。
极度绝望之下，青年当庭浑身剧烈痉挛。然而在法官眼中，这不过是又一场困兽犹斗的佯装作态。这见诸当年纪事的一幕，正是司法审讯彻底合拢、再不容辩白的绝境深渊：供述精确、拼死申辩抑或情绪崩溃，凡此种种，皆能被官僚体制剪裁为佐证强加身份的注脚。两名指认的前苦役犯咬定不改，迪克洛遂被解往比塞特尔监狱。
他在那里度过了约莫十个月的幽囚光阴。其间他曾数度致信至亲，皆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1829年4月21日，囚徒受刑戴锁，整装待发。鉴于他是“两度脱逃的重犯索泰尔”，狱卒特意为他挑了一具更加坚实沉重的铁颈圈与粗铁镣。在行刑者眼中，这番戒备不可谓不审慎周详；而另一名逃犯两次越狱的罪责与代价，就此实实地压在了这名无辜青年的脖颈之上。
4月22日，苦役囚队开拔启程；5月20日，铁镣车队抵达土伦。迪克洛被剥去私服，洗刷净身，换上罪囚的赭红号衣；在新人例行的短暂喘息之后，便被驱赶下场服苦役。每当他断然拒绝承认那个强加的化名时，身旁的囚徒便报以刺耳的哄笑。久而久之，在晨昏点名之际，他也开始低头应诺。对这个字眼的妥协退让，至少能换得挨过当下一刻的喘息；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已在心底放弃了昭雪真名的呼号。
真身归案，双影对峙
就在迪克洛戴镣受押南下的途中，真正的索泰尔已然再度落网。真凶于1829年3月13日被捕，5月7日便押解回土伦苦役营，足足比这名年轻水手早到了十三天。无数次审勘中被强行捏合为一人的两具躯体，如今竟同时幽禁在同一所苦役高墙之内。司法的荒谬至此撞上了一堵任何“狡诈诡计”都无法消解的铁壁：高墙之内，究竟哪一个索泰尔才是多余的化身？
典狱当局不得不开启彻查。迪克洛与索泰尔被分别提审，继而当面对质。这一次，公堂之上无须再勉强将一张稚气未脱的面庞，硬塞进泛黄陈旧的通缉文书之中。活生生的真人就矗立在眼前——体魄的殊异、身量的长短、岁月的年轮，一切皆有了不可辩驳的肉身印证。当堂对质终于无可辩驳地确立了铁案：迪克洛自始至终是一场骇人误认的受害者。
不妨悬想对质洗冤之后那段漫长凝滞的时空：年轻水手垂手伫立，等待着官吏们将口头的平反化为手底的实动。他曾亲历过确凿的事实如何反噬自身、化为罗织的罪状；因此他并未急于扑向洞开的狱门，而是静默注视着那些主宰其镣铐锁钥的双手。世间唯有一桩动作真正关乎存亡——便是有人上前，为他卸去深陷骨肉的铁锁。
苦役营的脚镣与赭红囚衣终于被剥离除下。6月3日，迪克洛走出苦役营大门，解往司法宫监牢羁押。他当即延请科勒律师为之辩护。随后，他又被移送至民事收容所；在当年的新闻纪事收笔之时，他仍以在押犯之身滞留于彼处。土伦坊间自发发起了募捐以资救济。人们无不企盼着他重获自由的喜讯，然而在浩瀚的档案之中，那纸开释的明令却迟迟未见登载。
在我们为他设想的最后一幕场景中，迪克洛整肃着自己的衣衫，微微抬起了下颌。那具沉重的铁颈圈已然荡然无存。旁人终于能够重新呼唤他本来的姓名，审视他的容颜时，亦无须再执拗地搜寻一名逃犯的凶相。然而伫立在重门之前，他仍须屏息静候，等待着有人最终为他推开那扇放行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