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已被抛在身后。然而，正是在翻越高墙之后、奔向河流的小径上，让·阿里贡德再度失去了自由。他虽已挣脱铁镣，逃离工场，随同伙一路狂奔，奈何未能抢出足够的脚程，让滔滔河水阻隔追兵的脚步。1827年5月的罗什福尔，哪怕多得须臾光阴，他的一生便将彻底改观；而这转瞬之差的缺憾，换来的却是数载重刑的追加。
数周之后，在我们所还原的审判公堂上，一名男子正对着案卷查找他的岁数。二十二岁。此人抬头端详着与另外四名囚徒并排受审的年轻人，旋即目光又落回那一串数字，仿佛疑心自己看岔了行。年轻人谈吐自若，然而尚未开口，身上的囚服便已道尽身份。黄红相间的衣衫格外刺目——那是被烙上危险标记的颜色，自此而后，无论他流落何方，这抹色彩都将招来永无休止的盯防。
行商与珠宝
让·阿里贡德生于瑞士卡鲁日。当报端记载的那场初次判决猝然斩断其流徙生涯时，他正在图卢兹靠走街串巷的行商为业。1824年5月14日，年仅十九岁的他，因涉嫌伙同他人于夜间破门、使用伪造钥匙盗窃珠宝，被上加龙省巡回法庭判处十五年苦役。当时的报章并未刊载证人证言，亦未详述他在该案中所充当的确切角色，唯录其判决结果与押解苦役营之始末。
对于这般年纪的青年而言，十五个春秋，几与其记忆所及的半生相当。自此，他必须被囚于海港要塞，在森严的监视与规训之下，按部就班地劳作。一个惯于四方奔走营生之人，骤然被禁锢在寸步皆可获罪的狭隘天地。周遭依旧堆满货物、工坊与沉重的负荷，然而穿梭其间，却再无一物属于自己。
我们不妨构想他初次潜逃前的一个劳作清晨。一名自由雇工正指点着堆放重物的方位；阿里贡德的目光却越过那处据点，游移于出入要塞的人群之间。雇工以为他未曾听清，便厉声重复指令。囚徒这才机械地迈开步子。这转瞬的走神并未在司法档案中留下只字片语，却让我们得以驻足凝视：对于这个年轻人而言，眼前凡有孔道之处，便意味着一线生机。
重返法庭的自由
1825年7月18日，阿里贡德首度脱逃。翌月17日，昂古莱姆轻罪法庭便因他在一家客栈盗窃怀表，判处其十年监禁。在两段日期之间，报纸留下一片空白，后人尽可在此填满客栈匿迹、捕役追缉与萍水相逢的演义。然而史料对此缄默不语。这段短暂自由留给后世的全部痕迹，不过是又一件被掠夺的物件，以及接踵而至的新刑。
随后，潜逃苦役犯的身份败露，他被解回罗什福尔。10月8日，海事法庭因其7月的脱逃行为，对其追加三年刑期。可见，越狱不仅未能助他摆脱最初的羁绊，高墙之外的窃案连同脱逃本身的罪名，更衍生出两纸新的判决。每一次被捕归案，未来仿佛都在向着更不可及的远方退缩。
1826年3月27日，他再度脱逃。3月28日至29日夜间，在靠近尼奥尔的莫泽，他又犯下一桩盗窃案。鉴于其累犯情节，滨海夏朗德省巡回法庭于7月11日判处其二十年苦役。9月18日，重回苦役营的他，又因越狱被加刑三年。落笔录下这一连串变故，字句显得干瘪冷酷。当年指控他的案卷亦复如是：脱逃、行窃、判决、押解回监。
这些铁证使我们无法将阿里贡德简单地塑造成仅仅渴望自由空气的无辜受难者，却也无须将每一次奔逃臆测为蓄意挑衅狱卒的狂徒行径。那些载入卷宗的判词，仅陈述了他受罚的罪愆，却无法探知他在拔足狂奔那一刻内心的期冀。当时的随军记者一面惊叹其谈吐自若、胆略过人，一面又讥诮其虚掷青春。在这两种审视的目光之间，年轻人依然在暗中寻觅着突围的缺口。
在我们重构的还押场景中，一名文吏正将一份旧案底与刚刚递交的新通缉令比对。未及抬眼，他便认出了那个名字。他必须将这一纸新判决，追加到那张早已密密麻麻的公文纸上。阿里贡德垂手立于桌前。文吏命他提拔声调以核实身份信息；犯人应声作答，那清晰朗润的嗓音，竟让文吏手中那份在纸页上不断延长其刑期的营生，瞬间生出几分局促与不安。
5月29日的工场
1827年5月29日，阿里贡德正在军港边缘靠近围墙处服役，负责堆叠木料。该劳作队约有三十六对链锁囚徒。这项差事将苦役犯、成堆的材料与外围高墙置于咫尺之间。觑准时机，五名囚徒结伙发难，同谋奔逃。报纸特别强调了其动作之迅疾，却未曾吐露他们此前的密谋筹划，亦未记载促使他们孤注一掷的言语。
他们砸断铁镣，借助工场内的木料攀越了障碍。最后一人在翻越之际被哨兵发觉，警报随之凄厉大作。自那一刻起，单单逃出军港已无济于事；他们必须在深谙追捕路线的围剿者合围前逃出生天。这群逃犯未能抢得先机。在河岸边，数人悉数落网。其中一人——报章未载其名——在水中被小艇上的水兵生擒。
保留这名无名者的沉默至关重要。阿里贡德是当年新闻记者聚焦的核心，后人极易产生冲动，将入水泅渡、舟旁搏击以及最后的殊死挣扎一并安在他的头上。倘若如此，便是掠夺了一位不知名难友在史料中仅存的微光。我们确知阿里贡德与众人一同被擒，却无从考证跃入奔流的究竟是哪一位。
工场之中，在我们所设想的归押现场，自由雇工默默注视着骤然空出的工位。管工命他继续码放木料。他指挥移开一根木桩，继而又是一根；工地上重新恢复了死寂的秩序。他在押解回来的囚徒中认出了阿里贡德，但在荷枪实弹的卫兵面前，他明智地保持着缄默。翌日，他仍要在这片木料堆前发号施令，只是不知听命的，是否还是这几副熟悉的面孔。
三年重刑之累
6月16日，阿里贡德因这第三次越狱再度受审。法庭裁决对其追加三年刑期。其四名早已身背无期徒刑的同谋，则被处以加戴双重铁镣三年。这一判决的差异，具象化了司法的两种惩戒方式：对于某些人，是加剧其囚禁的酷烈；而对于他，则是将其刑期的尽头，推向更遥不可及的深渊。
当时的报纸试图将其历次判决相累加，推算出阿里贡德得以重返故土的岁数。然而报端刊印的总数本身便自相矛盾。时至今日，若试图据此推演一个确凿的获释日期，实属鲁莽。那一项项罗列的严刑，已然道尽其处境之凶险，我们大可不必将当日报人草率的加法，误作严谨的狱政底册。此篇史料所能证实的最后事实，便是1827年6月的那场新判决。
在这份文献中，我们既未见其刑满获释，亦未见其再度潜逃，更未见其死亡记录。因此，他的故事并未以迎合看客预期的断头台作为终局。它仅仅定格在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身上——他的刑期刚刚被生生添上了三年，整个人再度被押回那座他曾拼死逃离的囚牢深处。
我们开篇场景中的那位旁听者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纸页。此前，他曾漫不经心地在页边空白处记下了阿里贡德的年纪，尚不知这一串数字有何深意。而在那一笔之侧，他又添上了新判决的刑期。两个数字之间，隔着一片苍凉的空白。他折叠起纸页，揣入怀中；步出公堂，高墙之外，他尚可随意选择一条回家的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