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拉斯哥一位医生的宅邸内，两名妇人相隔数周相继毙命。先逝者简·考恩·泰勒，本是前来照料抱恙的爱女；后卒者玛丽·简·普里查德，正是延客之邸主之结发之妻。1865年7月，爱德华·威廉·普里查德被解往高等司法法院受审，遭控投毒戕害二人。公诉书中列举了数种毒物、多样羹汤及若干可疑时机，然而最初的证词却未能拼凑出一个严丝合缝的叙事。呈堂的不过是仆从支离破碎的追忆、病情反复发作中模糊难辨的岁时，以及一句在惊恐中吐露的言语——那听来固然犹如疑窦，却终究难以化作自足的铁证。
审判于7月3日星期一在爱丁堡开庭。普里查德当庭作无罪抗辩。辩方律师请求将两起谋杀控罪分案审理，法官予以驳回，遂令两罪并勘。控方指称，在2月10日至25日期间，简·泰勒曾被施以吐酒石、乌头及鸦片，主要混迹于木薯羹、啤酒以及一种名为巴特利镇静液的药水之中。至于玛丽·简，起诉书则指控被告于前一年12月至当年3月间，屡次在饮馔汤药中掺入吐酒石与乌头。这些词句终究出自公诉方的一家之言；其罗织之详备，并不意味每一剂剂量、每一处行迹皆已被坐实。
促使被告伫立于法官席前的，是这两场接踵而至的猝死。年逾古稀的简·泰勒特意由爱丁堡赶赴格拉斯哥，照料卧病的女儿。2月下旬，泰勒溘然长逝，当时人们多言其死于中风。3月间，玛丽·简亦撒手人寰，起初被归咎于胃热之疾。依首日审讯记录，验尸官勘验尸身并在脏腑中检出金属锑后，侦办方向方始陡变。然而，法庭仍须厘清毒物的查出、病状的医理推断，以及那只施毒黑手的真身三者之间的鸿沟。
曾任府内厨娘的凯瑟琳·拉蒂默供称，她于10月间自卡莱尔探亲归来，便见玛丽·简已缠绵病榻。主母初称着凉受寒，旋即转为恶心呕吐。拉蒂默坦言并未亲历其每次发病；她时而复述主母的心腹之言，时而转述耳闻之语，更自承对多起细故的日期已记不真切。少妇曾于11月下旬前往爱丁堡，临近圣诞节时由其母及长女陪同返家，初时气色见好，未几呕吐又作。在法官的连番盘问与追逼之下，这位仆妇的年月叙述愈显记忆之犹疑与困顿。
据拉蒂默所言，2月1日的一场剧烈痉挛尤为引人注目。厨娘在食盘间听得玛丽·简呕声大作，赶至内室，但见其仰卧于床，手指蜷曲痉挛，言语迟滞，面泛赤色。病妇自言从未遭此大难，拉蒂默遂唤来尚在宅内的普里查德。其后，少妇被迁往别室调养。数周后的一日将近子夜，又一场急性发作惊动了满宅仆从。玛丽·简苦苦讨要盖德纳医生。拉蒂默依稀记得闻见氯仿之气并提及疼痛；然而盘诘愈深，她对两度病发的情形渐趋混淆。首席大法官遂当堂诫令，须将其亲眼所睹与事后揣摩严格析出，不可混为一谈。
时年十七岁的女仆玛丽·麦克劳德亦出庭作证。她同样道及频繁的作呕、端送楼上的食盘，以及玛丽·简常年卧床的病容。然而，法庭屡屡打断其陈述，以究其记忆之源头：她究竟是亲见病妇呕吐，抑或隔户听闻，还是仅自他人口中听来？两名年轻妇人平时各司其职，进出屋舍各异，自难以印证对方未在场时的诸般举止。谈及拉蒂默烹煮的一碗木薯羹，麦克劳德称原料为府中幼童购回后置于门厅；拉蒂默则道是以清水调匀后交予女仆，由其端送至简·泰勒榻前。但二人皆自承，未曾目睹有谁曾向羹中倾投鸩毒。
简·泰勒弥留之夕的情形，同样只能凭借断片残编加以拼凑。麦克劳德忆及傍晚五时许见其身躯违和，欲吐而不得，更叹惋自身恐染上了爱女之恶疾。老妪索要热水，吞服以求催吐。侍女供称，普里查德当时正于诊室接诊病患，稍后方步入卧室；良久，人见老妪颓然瘫软于椅上，随后移至榻间。依麦克劳德依稀辨得的时辰，泰勒于拂晓前气绝。彼时拉蒂默已辞工离府数日，自无法佐证这一幕的纤毫始末。一人所供述的见闻，终究未能铸成众人不疑的铁案。
对于公诉方而言，汤饮与药物无疑具有举足轻重之效。仆妇们巨细靡遗地描绘了木薯羹、巴特利药水、红茶、干酪与一盅蛋奶酒。麦克劳德自称曾尝过一块给玛丽·简的干酪，只觉喉头如焚、口渴难耐；依她之见，病妇未再进食余下的干酪。她复称，深宵端进的蛋奶酒，主母饮下片刻即尽数呕出。然而抗辩盘问却暴露出，那所谓的分量、更次以及病象的相继演变，多半系事后追忆的推度拼凑。器皿在主家殒命后方显其重；证人往往难以道清究竟系何人调制、转运或留存。
公诉方最终将矛头指向普里查德与麦克劳德的私情。少女供承医生曾亲吻于她，两人有染，且她曾为此小产。辩护律师当即抗辩：此节隐情未列入公诉要目，若予穷究，恐令陪审团将被告另涉之过失与当受审判的两桩杀机混为一谈。首席大法官遂下令，禁止就致其堕胎之药石继续盘问；但经庭辩后，准许就二人苟合之情分以及玛丽·简由此滋生之妒意展开勘问。法庭借此在推求作案念头与审理案外劣迹之间，划定了一道虽嫌局促却依稀可辨的界线。
同一份证词中，麦克劳德复述了玛丽·简在一次暴病中痛斥夫君之言：“莫哭，你这伪善之人；你若痛哭，必是你下的毒手。”至于此言究系盖德纳医生抵步之前抑或之后所出，她却语焉不详；再度受质时，只得承认确切更次已无可考据。此语听来固然触目惊心，却未明言究竟指涉何种恶行，亦未道破病妇究竟依凭何由发此苛责。在严谨的法度之下，一句于绝痛中脱口而出、出处莫辨的传闻之语，无论如何难与格致化验或亲睹确证相提并论。
冗长的首日庭审就此收场。证人们勾勒出常年缠绵痼疾的少妇、远道侍疾的岳母、调弄的汤药、痉挛的苦楚；亦抖落出普里查德与麦克劳德的私通幽秘，以及由此带给内闱的波澜。首日完整的速记实录至此戛然而止，后四日的抗辩长卷隐于未载之中。10月出版的《马尔伯勒新闻报》在一篇综述该案审讯与伏法自白的纪要中提及，陪审团最终裁定普里查德两项谋杀罪名悉数成立，判处极刑。然而，此文终究仅系当世的一纸报章揽要，并非后四日法庭论辩的原始逐字记述。
该报还载录了被告在定谳后于狱中所作的两份互为抵牾的自白书。在落款7月11日的第一份陈词中，普里查德供认鸩杀其妻，却坚决否认毒害岳母；他声称泰勒之死系因擅服过量巴特利药水所致，并自承在老妪死后方往药瓶中掺注乌头以掩人耳目。而在7月19日的第二份自白中，他推翻前供，尽认二命皆其所戕，除归咎于“骤然发作之狂悖”与嗜饮烈酒外，未吐露半点深层意图。报馆虽辗转刊布此二文，却亦自注首份供词曾遭异议且被推翻。它们固然为这桩公案画上了世俗的句点，却未曾抹平原始供词中的疑窦，更无法取代其所依附的审判本身。
由此观之，在爱丁堡卷帙浩繁的宗卷中，公诉方认定的金属锑与各色毒剂构成了两桩重罪的支柱；仆侍的斑驳追忆将一盘盘汤羹与一次次发病生硬勾连；深闺阴私则被铸为动机的猜想，饱受廷争。然而，自查获的毒质至那只投毒之手，法官案前所掠过的，不过是参差不齐的话音、大相径庭的追述、莫名的沉默，以及被庭规拂去的闲言。那道死刑裁决乃是陪审官之抉择，而非孤立化验单的必然推演；至于定罪后一周一变的狱中陈供，更不过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投下了一块互相背驰的残缺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