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7月13日，在布里茨荒原一片被刚刚翻开的苔藓之下，人们先是起获了两只染血的行囊，旋即掘出了两具年轻游方工匠的尸身。数步开外，沙地上凌乱的痕迹昭示着一场搏斗，却未曾留下凶手的姓名。次日，在柏林一处营房的庭院里，一名军乐手被押至遗体前辨认。他认出了自己的同伴，却尚未承认罪行。
布里茨荒原是柏林以南的一片松树矮林，并非密不透风的深山：从林间小道上便可窥见树影中的动静。1825年7月，这片旅人往来的过境之地沦为一起双重谋杀案的惨烈现场，其凶案动因在此后数十年间仍争论不休。
当时，一名护林人穿过林区，偶见地面上一片苔藓有近期被掀动的痕迹。在一处洼坑里，他翻出了两只黑色大皮囊和一双长靴。囊中所贮之物证实了他的猜想：此物属于行路游方的行会工匠。其中一本旅人手册上赫然写着面包工匠布夏尔的名字。紧接着，人们在皮囊与长靴上发现了斑斑血迹。领地酿造场的蒸馏工与护林人同带工匠重返现场，在距第一处藏物点仅数步之遥的另一片苔藓下，赫然伏着两具死尸。
两具尸身的颅骨已被砸得粉碎；面部、颈部及胸膛尽是刀割与刺创。其中一具尸体的衣衫被反穿，外衣后襟搭在前胸，双臂也被胡乱塞入不对应的袖管之中。两根木棍覆在尸身上：一根为带铁箍的粗重行山杖，其上凝着血迹并夹缠着几绺金发；另一根则为芦苇手杖。初步勘查表明，掩埋尸身之所距行凶搏斗现场不过十步之遥。勘查人员在沙地上发现了搏斗与拖拽的深痕、沉重的长靴足迹，以及溅射在矮灌木丛上的猩红血斑。
据《新皮塔瓦尔》所载之验尸结论，两名死者系因头部遭受坚硬钝器重创致死。刀刺之伤，则极可能是在其濒死挣扎时所施。然而，这份检验报告并未解开笼罩全案的核心疑团：杀人究竟是否为了劫财？在死者衣袋里，人们找到了一柄折叠刀；散落的几枚钱币仍遗留在坑穴中。其后起获的一只红色小布囊内，装有署名为威廉·朗格的证件，以及一柄带有缺口且沾染血迹的小手斧。
警方随即复原了死者生前最后的行踪片段。7月13日清晨，有人在科特布斯门附近目睹两名工匠与近卫第二军团的一名乐手同行，三人一同取道布里茨。及至午后，只见该名军乐手独自行返，神态精疲力竭，亦或是受热浪所困，臂弯下还夹着一个包裹。一名下士探得，近卫步兵乐手古斯塔夫·海因里希·尤利乌斯·马尔克曼前一日确曾陪同两名同乡外出。数名目击证人亦一致指认此人。
7月14日，该军团全体官兵于操场列队受阅。中校命马尔克曼出列。官长当场在其军刀镡口与皮带上发现了残存的血迹。营中鼓手亦告发称，此人昨夜酩酊大醉而归，抛弃了数件非己所有的随身物件：一只刺有“W. L.”姓名缩写的烟草袋、一件烟斗上的银质配件，以及一条黑色领巾。另有人称见其携有一只装有五枚塔勒银币的钱袋。这名年仅十八岁的青年，此前一直被视为恪尽职守、品行端正的士兵，宿无劣迹。
被押解至死者遗体前时，马尔克曼起初犹豫不决。待人们拭去死者面部的污血残泥，他方才认出一人为制帽工匠威廉·朗格，与其自幼相识；另一人则为面包工匠布夏尔，系朗格在旅途中结识的同伴。他承认曾去柏林城外为二人送行，却无法合理解释自己军备物件上的血迹。尽管物证确凿、证词如山且林中起获之证物皆对其极为不利，但在初审讯问中，他仍未吐露全貌。
卷册随之记录了马尔克曼供词渐趋明朗的过程。他交代了三人信步前往布里茨的经过：烈日酷热，行者困乏，他遂提议做一场比武决斗的演练游戏。随身的手杖被充作武器——朗格先行中招倒地，继而布夏尔亦遭毒手。马尔克曼供认使用那根带铁箍的沉重手杖猛击二人，复以刀刃刺戮。他承认将尸身匿于苔藓之下，并转移了死者的行囊资财。在最初的供述中，他将杀人与劫财紧密勾连，声称劫得钱财系用于清偿迫在眉睫的债务，余款亦已被迅速挥霍殆尽。
然而，这一陈词并未能说服编纂此案的撰史者。在卷宗的描摹中，马尔克曼绝非怙恶不悛之徒。其师长、亲友及军中长官皆称其温顺勤勉，素有在军乐界谋求上进之志。案发前数周，他尚在家信中恳请与父亲重归于好，并勉励诸幼弟潜心修习乐理。信中虽提及负债，其兄长却表示其债务微不足道，且己方本已愿施以援手。寻常度日的平正品行与残暴虐杀之间的巨大反差，虽引人疑窦，却终究不足以单凭此点坐实另有隐情。
1825年11月7日，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审判庭由一名少校军官主持，席位由数级军官及士兵共同组成。马尔克曼未加刑具出庭；在获知享有申请审判人员回避之权利后，他并未提出异议。历经五轮质证、卷宗宣读及辩护词陈述，被告人均对既有供词予以确认，未作任何补充。
军法官提请依法将其革除军职，处以自下而上之轮刑——这是当时专门针对谋杀兼劫掠重罪设立的极刑。审判席上绝大多数法官附议了该项求刑建议。少数中尉军官提请改判自上而下之轮刑，或因其年轻而建议奏请国王恩赦免死。最终法庭依多数票作出判决，并获国王御批核准。案卷行文显示，关于量刑轻重的争议始终围绕着一个远比探究深层动机更为狭窄的司法要件展开：马尔克曼杀人，是否确为侵吞同伴资财？
身陷囹圄的马尔克曼并未呈请赦免。1826年2月18日，他致信屈斯特林要塞的随军牧师。编撰者依据该信抄本获知其内容，信中彻底推翻了此前对行凶原委的解释。他坚称图财绝非主因，声称自己多年来心中始终潜伏着一股嗜血狂渴，此种冲动因早年打猎而愈演愈烈，乃至化为一股自称无法自抑的暴虐冲动。他甚至披露，在普特布斯逗留期间，自己曾险些唆使另一名乐手杀害同伴，后因偶有旅人行经方才作罢。
这封狱中手书并不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病理诊断依据。它既未将原判之谋杀劫财罪定性为冤假错案，《新皮塔瓦尔》的字里行间亦无从找到可供独立印证马尔克曼自述回忆的真凭实据。然而，该信无可辩驳地揭示出一种深层矛盾：一方面是司法初审中劫财与杀戮互为表里的招供，另一方面则是临终之际归咎于杀人狂念的悔罪书。撰史者极力坚称该信确系亲笔真迹，并视其为罪犯幡然悔悟的肺腑剖白，甚至不惜大篇幅附会揣测其童年经历、家族血脉乃至所谓的犯罪遗传特质。然而，这些浮想臆断仅代表其一家之言，绝非原始卷宗所载之定论。
其长兄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早于1822年便被伏诛，罪由是1815年于屈伦哈根所犯之抢劫纵火杀人罪。《新皮塔瓦尔》虽将兄弟二人之案并提互参，却亦承认断不可由此草率推导该家族具有代际遗传之杀人癖性。先兄的伏法固然为解读本案蒙上了一层阴翳，却未能真正廓清古斯塔夫作案时脑海中的幽微实相。
信函呈递至官宪案头时，已是行刑前夕。牧师将信函飞报军法官，后者曾寄望借此博得暂缓执行之生机。然而要塞司令官阅后，断然拒绝延缓行刑：在司令官看来，马尔克曼在信中并未否认其伏法认罪的犯罪行为本身，动机的说辞更易，并不能动摇业已查实的犯罪事实。撰史者对此项决断及未能追加医学鉴定之遗恨费尽笔墨评说，但此番长篇大论终究属于后世修史者的追溯评议，并非颠覆既往的司法再审。
行刑当日清晨，马尔克曼接见了神职人员。《新皮塔瓦尔》载其神色从容，言谈间仍记挂家人。在被押往刑场前，他据称誊抄了一首圣诗中的五行诗句。依撰史者记录，其临终唯一的祈愿，是刽子手能够下手利落、施以宽宥。1826年2月21日，他于屈斯特林要塞被押赴刑场处决。
横陈于苔藓下的双尸、营房甲仗上的残血、以图财定谳的判词，以及临刑前推翻前供的信笺：此乃1859年旧卷遗存给后世的全部确凿线索。它既未曾真正凿穿马尔克曼隐秘的内心深壑，其所谓“嗜血狂渴”之说亦非科学严谨的医理阐释。历史留给后世的，唯有一记悬而未决的沉思：当一名死囚在引颈就戮的前夕吐露出一套截然不同的行凶版本，那绝笔的文字究竟能澄清多少真相——又将多少隐秘永远封存于不可企及的幽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