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四的清晨，托马斯·登曼爵士在报纸上偶然读到一条消息：乔布·考克斯定于下周二开释行刑。然而，这位大法官此前亲临了枢密院定夺该邮递员命运的会议——枢密院已裁定考克斯免于一死，改判终身流放。可在纽盖特监狱，前一日便已收到了加盖伦敦刑事法院法官纽曼·诺利斯黑印的死刑执行令；狱卒亦已勒令犯人准备受刑。王室枢密院的决议早已改判其罪，送抵牢狱的公文却偏偏道出相反的死期。
这桩祸事始于考克斯职守之内的一封邮件。1833年3月18日，居于都柏林格拉夫顿街101号的福尔曼先生，寄给其住在克勒肯维尔皇后街的胞弟H·福尔曼一封信函，内附一张十英镑的钞票。此信石沉大海。邮政总局经调查查实，该局邮递员考克斯在承接此邮件时曾在签收簿上画押；不久，这张钞票现身于兰贝斯区一家小酒馆掌柜洛特先生手中，正是考克斯拿来折现兑找零钱之物。佩勒姆记载称，当时考克斯还涉嫌其他盗窃案件，因而被捕收监；不过在该章节中，并未载明其是否由此招致其他判决。
鲍街治安法院的警务登记册在4月15日的案件誊本中首度载明：考克斯因涉一封夹带十英镑纸币的信件，被移送复审。及至4月29日，卷宗上并列着记有其姓名的两条记录：其一涉及福尔曼的信函，注明将其解送纽盖特监狱候审；其二涉及一封夹带五英镑的邮件，受害者一栏列为理查德·钦，并附有“羁押待审”字样。此类名册仅能印证指控的提出及其最初司法处置，不能作为钦案已然定罪的凭证。佩勒姆仅着墨于福尔曼一案，未交代第二桩案由的下落。
在老贝利法庭的5月庭审期内，考克斯就侵吞十英镑钞票一案受审并被定罪。1833年5月20日，依据当时将盗窃邮件列为死罪的法例，他被宣判死刑。佩勒姆既未收录法庭辩论，亦未载录辩护陈词，仅提及判决后的行政惯例：伦敦刑事法院法官须向国王及枢密院呈报所有死刑犯的审查档案。
佩勒姆将此案叙述与其对诺利斯法官更为广泛的公职抨击勾连起来。他在此前提及伪造案犯亨顿的旧事：诺利斯曾迟迟未能将向国王陈奏的结果下达，令数名死囚陷入漫长煎熬。亨顿案虽与考克斯案性质各异，书中亦未详述其审理枝节，却为评判诺利斯一职提供了参照——这本是一个关乎王室决议能否精准传达的关键职位。
考克斯的卷宗与其他死刑案一同呈送。枢密院最终将死刑减为终身流放，并下令在启解出洋前对其施以单独禁闭和强制劳役。伦敦刑事法院法官纽曼·诺利斯列席了此次会议；然而返职之后，他却派人通传囚徒，称行刑指令已下。考克斯本对亲友奔走营救抱有一线生机，骤闻死讯，陷入无尽恐慌。监狱牧师旋即前来，按旧例为将死之人提供临终祈祷与慰藉。
诺利斯的死刑令于周三傍晚六点半送达纽盖特监狱。狱方主事官吏当即通告考克斯，并知会了治安司法官。周四早晨，登曼大法官在报纸上读到了原定于下周二行刑的通告。佩勒姆在一篇署期6月23日（星期日）的记述中引述了该布告，但未明确大法官过目报端的具体日子。登曼起初以为此系报馆讹传——他深知枢密院未曾对任何人降下死罪，考克斯亦应流放终身。
登曼向副司法官问及此事，后者证实已接获执行令，纽盖特监狱亦已紧锣密鼓备办刑具。大法官遂敦促其彻底核查国务大臣的档案。经查对内务部官员卡珀先生掌管的簿册，减刑决议确凿无疑。内政大臣墨尔本勋爵获悉这起直指监牢的骇人纰漏，立时颁布撤销令。编年史料未指明颁发此项撤销手谕的具体签署人姓名，仅详述该指令旨在一举截停盖有“纽曼·诺利斯”黑印的死刑令。彼时，考克斯获知死期已过去了整整二十二个小时。佩勒姆记称，撤销令给囚犯带来了无可比拟的释然，但并未记述他当时的只字片语。
这桩失职公案随后被提交至伦敦城平民大会审议。6月24日，大会听取了诺利斯的申辩后，一致通过决议，表达了无以复加的“骇异与遗憾”：国王本已施以宽典，而考克斯的性命却险些断送在刑事法官的执行令下。决议即便采取最为宽宥的推断，亦只能归咎于年迈引起的智识衰退；大会断定，诺利斯已无力履行公职操守，必须引咎辞职。
法官诺利斯亲临大会，会场报以深重的嘘声与抗议。市政官常务会议随后接纳了他的辞呈。诺利斯以高龄、体弱及大病初愈为由引退；他回顾了为伦敦城效力逾四十七年的岁月，其中有三十余载担任普通法官与刑事法院法官。已故埃伦伯勒勋爵之子、荣誉官C·埃万·劳随后当选接任其职。
佩勒姆补充道，向国王奏报死刑犯案情的规制此后被废止，盗窃邮件由死刑改为流放。他在此并未标明这些法制沿革的具体年份，亦未断言皆系因诺利斯的渎职而起。整个历史事件遵循着一条更短促、亦更具杀伤力的链条：刑罚已获减免，却误发夺命文书，直至行刑期临近方凭卷宗核查绝处逢生。对于考克斯，死讯降临与死里逃生之间仅隔着二十二个小时；而对于伦敦城，这记差错则化为一场公信危机，沉重叩问着传达王室恩典之职的司宪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