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11月22日，玛蒂尔德·冯·莱兹克的房东推开了那扇自前日黄昏起便紧闭的房门。桌上残留着两只半满的茶杯，茶壶却不翼而飞，房门钥匙亦杳无踪影。在茶几与沙发之间的地毯上，年轻的房客倒卧其间，头颅无力地搁在沙发边缘，仿佛是骤然滑落于地；唇角溢出一道殷红的血痕，室内全无挣扎搏斗的痕迹。
前一日傍晚，玛蒂尔德接待了一位远道自维也纳而来的女客。两人共度了午后时光，玛蒂尔德曾言及当晚欲同赴剧院。傍晚六点半许，这名陌生贵妇向房东哈特曼寡妇探问楼梯间是否有照明、其女是否在室，并要求代雇一辆马车。哈特曼太太离去寻车不过五分钟，归来时房门已落锁。她未再见到租客或访客，只道二人已结伴步行前往剧场。
次日，玛蒂尔德始终未露面。房东起初以为她在女伴处过夜，直至听闻那位外乡女客早在21日当夜便孤身退房离去。哈特曼太太携女自侧门强行入内：冷餐原封未动，糕点、冷肉与鲜果尚在，两只茶杯残存半盏，残茶已被倾入一只玻璃器皿中，唯独不见了茶壶。桌上的蜡烛未及燃尽，分明是被人蓄意掐灭。
法医于两日后验尸。尸身外部的创痕不足以致死，解剖人员却在死者胃部嗅到了苦杏仁般的特异气味，更发现变性的血液与符合氢氰酸中毒的器质病变。桌上遗留的茶汤、牛乳与朗姆酒皆无毒物反应，唯独在胃溶物与血液中检出了氰化物。检验证明，剧毒迅速渗入脏器，致使受害者在极短时间内丧失意识。室内昂贵的首饰与金表分毫未少，数封书信与一枚印章戒指却被搜括一空。勘查人员断定，此案绝非劫杀。
那名神秘女客是在11月20日清晨抵达慕尼黑的，她以“玛丽·贝伊男爵夫人”之名入住四季大饭店，曾吩咐侍者将葡萄酒分装入两个小药瓶，预订了剧院门票并声称将盘桓两日。案发当晚，她神色惶急地折返饭店结账，托辞接获丈夫自巴黎发来的紧急电报必须立时启程——然而电报局从未递送过任何信函。她匆匆分发了小费，与前夜陪同她观剧的同一名男子登上马车，仓皇搭乘夜班列车逃往维也纳。
随着疑凶落网，其真实身份大白于天下：朱莉·埃贝尔盖尼，布尔诺贵族修会的女修道士。而死者亦非寻常妇人，“玛蒂尔德·冯·莱兹克”实为奥地利军官古斯塔夫·乔林斯基伯爵名存实亡的发妻。数年来，玛蒂尔德颠沛流离，先是依附公婆，后又辗转诸城，至1867年秋才在慕尼黑赁屋幽居。这段隐秘婚姻的曝光，令案情骤然演变为跨越国境的双重审判：巴伐利亚当局彻查命案始末，奥地利检方审理朱莉之罪，而在重重迷雾背后，悬着一个急欲摆脱发妻以缔结新婚的男人的阴影。
古斯塔夫·乔林斯基与朱莉相识于该年春季，私定终身后，伯爵甚至向女方父亲正式提亲。然而玛蒂尔德尚在人世，宗教法令下的离异几无可能。二人虽早已分居，婚约羁绊仍在，且古斯塔夫名下一笔一万二千弗罗林的巨额财产抵押亦紧紧维系在发妻的存亡之上。玛蒂尔德生前留存的书信，字字句句倾诉着昔日深情如何沦为恐惧与凌辱：她控诉丈夫将她弃如敝屣，逼迫她隐姓埋名，甚至直言不讳欲另娶富家千金。
据著名的《刑案纪实》（Pitaval）档案记载，朱莉持有伪造证件及一封足以博取信任的推荐信，化名潜入慕尼黑以接近玛蒂尔德。11月26日警探登门拘捕时，她面色如纸，战栗不已，借故更衣拖延。在警署最初的审讯中，她招供称毒药取自一处照相馆，系乘两人共饮之机将氰化物注入伯爵夫人的茶杯。然而话音未落，她又矢口反悔：“就算是我说的吧；你们要记就记下，横竖我是自投苦海。这桩罪行，实是慕尼黑那边的人授意指使的。”
此后她的供词屡经翻覆。她先是声称玛蒂尔德系突发急病，旋又捏造出一位“贝伊男爵夫人”乃至神秘女子“维多利亚·霍尔瓦特”，指称是对方备下了毒酒药瓶。警方搜寻全城，查无二人。朱莉继而辩解称，正是这名假霍尔瓦特将茶壶、钥匙及一包物什交予她藏匿。然而其贴身女佣向法庭证实，朱莉曾严令她彻底洗刷一把茶壶；寄存在其姊处的一个封印包裹，内藏玛蒂尔德的书信与一小瓶未用尽的氰化物。在朱莉的私人物品中，暗探查获了属于死者的印章戒指，收缴的一把铜匙，更严丝合缝地开启了死者寓所内的五斗橱。
伯爵随后在慕尼黑被捕，起初辩称对这趟致命之旅的全貌一无所知。然而控方罗列出铁证如山，直指其为杀戮铺平了道路：他暗中探查妻子的隐居地址，张罗假护照与引见信，为朱莉兑换差旅外币，指点投宿饭店，甚至一手安排了前往火车站的马车。命案发生后，伯爵遣密友兰帕赫潜往慕尼黑打探发妻是否确实毙命；该友人核实死讯后随即向官府告发。在法庭采信的密信中，古斯塔夫严令朱莉咬定统一口径，“切勿在此番供词上动摇分毫”。
朱莉在维也纳受审。检方力主处以极刑；辩护律师虽未否认投毒事实，却极力强调女当事人完全受控于古斯塔夫的情感操纵，力陈本案不具死刑法定要件。1868年4月25日，法庭裁定朱莉预谋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每逢岁末独处单间禁闭一周，并褫夺其贵族封号与特权。判词一方面严词谴责其处心积虑骗取受害者信任的狡黠，另一方面亦将激情冲动、第三人唆使及素无前科列为酌定从轻情节。上诉旋即被驳回。
6月22日，古斯塔夫在慕尼黑出庭受审。此际司法审断的焦点，已不再是他内心的欲望，而是其实施的行为。精神病学专家在法庭上各执一词；辩方试图将其前言不搭后语、偏执狂躁的情绪包装为丧失刑事责任能力的病态。陪审团最终对“蓄意教唆”的指控给出了否定回答，却在“参与协助犯罪”的裁决上一致投下赞成票：在凶案付诸实施之前，他在指点方略、资助行程、接近被害人及逃避侦查等诸般环节中，提供了无可推卸的实质协助。
法庭判处伯爵在要塞服苦役二十年，刑满驱逐出境；鉴于其既往军衔及长官陈述的战功，刑罚执行获得相应优待折抵。朱莉被定性为命案的直接刽子手；古斯塔夫虽侥幸洗脱了元凶教唆犯之名，终究难逃同谋襄助的铁律制裁。在这两场审判落幕之际，冷茶、残瓶与铜匙已不再是寻常器物：它们化作冰冷的铁证，死死咬合着慕尼黑密室中的一缕冤魂，以及那场唯有死亡方能成全的贵胄联姻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