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公文的抬头，足以令任何谙熟律法之人哑然失笑：造假者竟将立法委员会与翻案法院生硬地捏合在一起，仿佛二者本属同一官署。然而，这般粗陋的破绽并未妨碍它洞开一座森严的监狱。典狱长在辨核其虚实之前，便先被那具足官府威仪的表象所震慑。塞巴斯蒂安·布瓦泰尔就此堂而皇之地跨出了牢门；而那些为他编织自由之人，则将为此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同谋者中，有一名曾任旺达姆麾下猎兵上士的汉子，名叫塞萨尔·埃尔博。据维多克《回忆录》所载判词，他被判处二十年苦役。身陷囹圄之中的他，掌握着一门极度危险的技艺：能让一张白纸化作狱卒不得不遵从的堂皇诏令。在一座监牢里，若想脱逃，要么破壁凿墙，要么强拆锁钥，要么便去蒙蔽执掌钥匙之人。埃尔博所择定的，正是这第三条路——在这里，笔墨化作了锋利的凿具。
为布瓦泰尔伪造的释令
布瓦泰尔当时被羁押于里尔的皮埃尔塔监狱。那份助他逃出生天的伪造手令，落款系巴黎日期，赫然列着要员的联袂签名，甚至附有据称出自国民公会代表塔洛的副署批文。整份文书在官僚层级上环环相扣，几乎无懈可击：既有枢要发号施令，复有名公转呈递解，典狱长所要做的，唯有俯首遵行而已。
然而，当司法侦查循着这一行政流转的轨迹顺藤摸瓜时，文书中所宣称的决议却根本无从觅迹。无论是政令还是批署，皆属伪造。单是那画蛇添足的公署头衔，便暴露了造假者对权力中枢机构运转的无知。作伪之人虽极力揣摩官样文章的口吻，勉强造出足以瞒天过海的威势，却终因未能参透体统架构的实质，在严密的勘验下轰然破产。
典狱长布里斯·科凯尔指认欧仁·斯托夫莱为递送文书之人。此人常来探视埃尔博，与之过从甚密，且与布瓦泰尔亦有交谈。斯托夫莱矢口否认曾交付手令。当这纸文书从脱身的通衢沦为定罪的铁证时，涉案众人无不竭力推诿，试图洗清干系。原本清晰的文书流转路径，转瞬化作一连串互相攻讦的抵赖。
布瓦泰尔最终招供，称自己曾许诺以十二枚路易金币换取脱身，且已预付七枚。他将埃尔博与维多克双双拖入这桩交易之中，并交代唯有自己安然返回宅邸后，余款方能结清。可见，他并非坐待天降恩赦；按其口供，这所谓自由，早已在囚徒之间化作明码标价的买卖，最终才以一纸官样公文的面目呈现在看守面前。
埃尔博则祭出了另一套辩词。他承认那份释令系自己亲笔所书，却声称并无落款签名，不过是一时意气、接了维多克的挑衅之语而戏作。据称，那张纸后来被随手搁在案上，是维多克擅自将之取走。依这番说辞，书写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至于随后借以招摇撞骗，全系他人之意志。他试图以抽离犯罪动机的说辞，来开脱伪造文书的既成事实。
床底下的铜印
侦查的视野并未止于笔迹的勘验。在杜埃的一间地牢里，一枚无柄铜印在床脚下被起获，其印文与那份伪造文书上的官印毫厘不爽。而这间囚室的主人，恰恰是维多克；这件铁证，随即成了指控他难辞其咎的咽喉要件。
维多克坚决否认铜印为己所有。他在辩白中宣称，某次看守突击搜查时，他正欲藏匿一柄小锉刀，狱卒却将他的慌乱举动误判为试图掩藏这枚铜印。在日后风行世间的《回忆录》里，这一幕被他敷衍成自证清白、蒙冤受诬的关键佐证。然而，他亲自收录在书中的官方司法档案，却如实白纸黑字地记录了当初定罪所依凭的重重疑窦、证词，以及确凿的物证链条。
埃尔博恰恰横亘在这两种叙事的交汇之处。其一，是他供认执笔，却力辩自己对后续之祸一无所知；其二，则是化身畅销回忆录作者的维多克，将其描摹为一个为求自保不惜攀诬同侪的卑鄙之徒。二人各怀机心，利害悬殊；而维多克日后享誉法兰西的声名，赋予了他一项埃尔博永不可能拥有的特权：在旁人皆已作古沉沦之时，从容出版自己的版本，罗织辩解，为自己彻底翻案。
北方省刑事法庭在杜埃对全案作出了宣判。伪造公文之罪被裁定为铁证如山；埃尔博与维多克因蓄意危害司法秩序，被双双定罪。布瓦泰尔、斯托夫莱与格鲁阿尔则获判无罪开释。判决的巨大落差令维多克怒火中烧：坐享脱逃之利的囚徒重获自由，而两名涉案之人却要双双披枷带锁，充军流配。
共和五年雪月七日的终审判决，判处埃尔博与维多克苦役八年，并在行刑前处以六小时的当街示众。在受刑柱前，两人的姓名、生计营生以及获罪由头，皆须高悬示众。一纸谎言曾诱使狱门洞开；而另一纸朱墨判词，如今则将他们的罪愆赤裸裸地暴露在万众瞩目的青天之下。
儿子的音讯
当埃尔博再度现身于《回忆录》中时，已是一桩性命攸关的死罪重案。他与来自巴约讷的前水手阿尔芒·圣莱热勾结，因谋杀太子妃广场的一名妇人而伏法。维多克在书中记述了他们诱开宅门的伎俩：二人登门造访，自称在行伍之中结识了妇人的儿子，特来通报令郎的音讯。
相较于典狱长面对官凭文引时的公事公办，这番诡计所刺痛的，是人心深处最为幽微的隐痛。一位母亲对远方行役之子的挂念，是无从设防的软肋。访客无需出示任何伪造的印信即可登堂入室；他们将自己乔装成捷报的使者。维多克的记述并未详述警方的侦办细节与法庭的唇枪舌剑，但深深烙印其笔下的，正是这道被欺诈所扣开的家门，以及那两个走向刑场的名字。
维多克是通过巴黎街头报童的号外叫卖声，得知前同僚死期将至的。他疾步赶往司法宫，守候在囚车必经之路。据他描述，埃尔博最先步出囚牢，两人的视线在半空中猝然相撞。那凝眸一瞥，连同书中铺陈的万千思绪，皆属叙述者经年之后的主观追忆；濒死的囚徒在那一刻究竟作何作想，并未留下半句自白。
埃尔博与圣莱热最终在格列夫广场被验明正身，推上断头台。维多克复又添上一笔，称自己辗转听说，埃尔博临终在比塞特尔羁押时，曾对当年诬陷无辜的维多克深怀悔意。这等道听途说的转述，对于一位亟欲洗刷污点的传记作者而言，未免来得过于熨帖凑巧，委实不足采信为铁案定论。它不过是需要救赎之人借死者之口编织的说辞罢了。
在流传至今的历史叙事中，塞萨尔·埃尔博的生平被两扇大门永远定格：一扇是里尔皮埃尔塔的牢门，由伪造的手令悄然叩开；另一扇是太子妃广场的宅门，因虚构的亲情音讯被轻易骗开。在这两扇门扉之间，是漫长的苦役、冰冷的镣铐，以及一段隐没在历史尘埃中、语焉不详的逃亡与沉沦。然而，他人生的最后一扇命门，却再无需任何欺瞒伪饰——判决确凿无疑，断头囚车已然在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