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恩伯爵步入警官公署时，声称方才有人欲置其于死地。他刚从一家酒馆脱身，而那里确实有一名男子身中数刀、命悬一线。在这两桩事实之间，伯爵意图倚仗自身的封号、气派以及一番先声夺人的辞令，裁定谁该是受害者，谁该是凶手。警官起初依其贵胄身份，奉以应有的礼数。然而接踵而至的另一批人，曾极近距离目睹了惨案全貌，他们毫无由头去附和这份敬畏。
律师埃德蒙·巴尔比埃留下的纪略，完整记录了这场将仓皇逃窜粉饰为鸣冤控告的离奇行径。奥恩伯爵跳窗潜逃，酒馆内的惊呼与尾随追捕者的喧嚣，紧跟着他涌入了司法官的厅堂。显赫的门第曾为他叩开门扉，却终究未能阻挡铁门在沦为囚徒的伯爵身后轰然合拢。
皮夹中的万贯家财
彼时的巴黎，正随着坎坎普瓦街一带流转的各色票据而狂热搏动。汇票、期票与股票，使得难以计数的巨额财富尽可容纳于方寸皮夹之中。对于投机掮客而言，重量与价值的对峙得到了奇迹般的简化；而对于企图劫掠他们的人而言，这种简化同样令人垂涎。盗匪不再需要费力搬运沉重的铁箱，单枪匹马便可将诱惑与横财尽数揣入怀中。
安托万-约瑟夫·德·奥恩出身低地国家名门，宗族血脉甚至延及各邦君侯，其兄长按期付与他不菲的年金。巴尔比埃在记述中提及他嗜赌倾家，并将其落脚点指为多菲内街的佛兰德府邸。在那个时代的巴黎，金钱的流转看似迅疾无伦，足以填平一切鲁莽造成的亏空。然而，即便置身于一座从早到晚都在夸耀暴富神话的城池，输尽的筹码终究是无法挽回的亏空。
与他一同铤而走险的尚有两名同伙。一人据各家记述被称为德·米尔或德·米利，此人随后与伯爵一同落网；另一人则侥幸逃脱了当下的缉捕。旧日史料惯常将这二人斥为恶劣的唆使者。这种习见的叙事分工——仿佛贵家子弟总是在宵小的引诱下误入歧途——丝毫不能掩盖卷宗随后详述的罪证。伯爵绝非仅仅驻足于命案门槛之外的旁观者。
三人盯上了一名代数人持有票据的经纪人。他们谎称有一桩买卖可供商洽，只需避开街市的嘈杂喧嚣便能细谈。酒馆里备有雅间，天然具备商务洽谈的寻常表象。他们并未要求经纪人涉足险恶的贼窟，只是邀其寻一处僻静之所商榷细则。
1720年3月22日，这番邀约将经纪人引至坎坎普瓦街近旁的威尼斯死胡同。巴尔比埃指明雅间设于二楼。被害人携带着足以令这群不轨之徒垂涎的巨资；他一旦落座，便彻底失去了街市上往来目光与过客的庇护。那扇将商谈者与外界隔绝的木门，从此也将这名孤立无援的男子同一切可能的施救者生生斩断。
依巴尔比埃之记述，当利刃刺向被害人时，奥恩用一条餐巾死死裹住了他的头颅。编年史称其连中十刀；单凭此数，便无须再验伤情，其图财害命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凶手的算盘是令此人彻底失声，以便从容劫走票据。然而被害人发出了绝望的惨呼。在这座宾客盈门的小楼里，这声呼救瞬间撕碎了三人苦心谋求的隐秘。
两名同伙夺门而逃，奥恩则翻窗遁走。巴尔比埃记述，邻近屋舍突出的木构架构成了落脚点，使他得以毫发无损地落至地面。然而他的逍遥法外转瞬即逝。在圣马丁街的勒尼奥警官案前，他仍妄图凭空捏造受害之辞以先声夺人；然而自酒馆追赶而至的众人当场指认，他正是应被羁押的正凶。警官对待他的态度随之逆转。贵胄的报案辞令，再也无法抵挡目击证人的确凿指控。
求取缓刑之人
奥恩与德·米利的被捕，使案情迅速溢出了酒馆小楼的范畴。整个庞大家族随之倾巢而动。显赫的宗亲、位极人臣的达官显贵，以及凡能在摄政王及其母后驾前取得觐见资格之人，纷纷奔走游说。他们无法呈缴失落的皮夹，亦无法为案发时的惨叫提供另一番说辞；他们所倚仗并施加的，纯粹是维系其家族与无数公卿门第的盘根错节之势。
与这些私下钻营相对立的，是约翰·劳对另一种“信用”的极力捍卫。这桩谋杀彻底动摇了金融投机者的信赖基石。倘若一名经纪人能被诱入密室残杀抢劫，而凶手仅凭尊贵门第便能逍遥法外，那么再诱人的证券也无法抚慰持票人的惊恐。约翰·劳力主严惩以儆效尤。这桩血案，在家族门第的颜面与金融帝国的安危之间，骤然激起了一场血腥的正面交锋。
审讯极为迅疾，而这种异乎寻常的审理速度本身亦沦为角逐的焦点。随着复活节临近，哪怕拖延数日，也能为门第势力的进一步干预争得喘息之机。各方围绕审判管辖权展开了激烈攻防。精于诉讼程序的巴尔比埃记述，曾有辩护律师提议将该管辖权争议移交大枢密院裁决。相比案情本身无可辩驳的事实，司法的程序拖延本是该家族唯一可以依凭的救命稻草。
最高权力机关随即作出决断，直接授予沙特莱法庭的审判官们终审裁判权。上峰的一纸特令，径直扫清了一切程序阻碍。奥恩与德·米利被判处在格雷夫广场施以车裂之刑。从判决至行刑已无多少回旋余地，说项的目标遂陡然转向。
家族自此退而求其次，恳请改判伯爵斩首。诉求的这一转变，以前所未有的冷峻撕开了社会阶层的真相，远非寻常的门第辞令所能遮掩。此时的家族已不再仅仅为子嗣争夺生机，而是在竭力保全受刑方式的高下之别。车裂被视为极具羞辱性的贱刑。巴尔比埃记述，求情者甚至搬出家族女性成员的名节作为说辞，声称此等奇耻大辱将剥夺族中女子跻身某些贵族修会女院的资格。
死囚的身躯，由此沦为了特权势力企图保留最后一块遮羞布的争夺场。仅仅赴死已不足道，必须死合其爵。宫廷记述对于摄政王是否曾有动摇、抑或何种权贵干预险些促成改判，说法不一。然而结局确凿无疑：改判斩首的恳求最终未获准行。
同一座断头台
3月26日，奥恩与德·米利在格雷夫广场走上刑场。伯爵的高贵出身，终究未能为他换得所祈求的殊遇。这名数日前尚企图以受屈贵族之姿迈入警官公署的男子，最终与他的同谋一同作为牟利杀人的死囚，暴尸于众目睽睽之下。
若将这寻常的一日轻率视为司法平等的确立，未免流于简陋。整桩案件从始至终交织着盘根错节的权势干预、最高权力对审判管辖权的特许裁断，以及维系市场交易信用的现实考量。使这一事件具有深刻剖析意味的，恰恰是这些势力的悉数在场：诸力竞相撕扯，却无一能在终局中保全奥恩的性命。
命案发生之后，坎坎普瓦街的聚众交易随即被取缔。巴尔比埃描绘了巡逻队封锁街道两端、驱逐一切无正当居所与营生之徒的景象。面对一处溅血的雅间，巴黎城在公共空间施以雷霆般的治安整肃作为回应。朝臣显贵敛迹还第，投机经纪人转寻他所营生。而那位死于非命的经纪人，却再无在别处重拾生计的可能。
至于那名凶手，后世记忆中大多仅余其封号与惨刑。然而，在此番身败名裂的滥觞处，仍定格着一幅更为逼仄的微型图景：一名警官听取原告的陈词，旋即目睹指控原告的追凶者破门而入。在短短数息之间，针对同一桩命案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虚实叙事，竟共处于同一方公案之前。伯爵孤注一掷，押上了自以为凭家族显赫便足以令人信从的谎言。然而这一回，紧随其后踏入公署的人们，赢得了法律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