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3月31日，星期日，乔治·洛克哈特爵士步出爱丁堡的礼拜堂。约翰·奇斯利尾随其后，直至民事最高法院院长寓所所在的小巷。奇斯利朝他背后扣动扳机，铅弹洞穿右胸而出。洛克哈特踉跄倒地。适逢一位前来探望院长夫人的医官，目睹他口鼻涌血。众人将他抬入宅内，平置于数把交椅之上，未几气绝。奇斯利未作逃遁：他对上前拿办之人扬言，此举旨在教训院长何谓秉公断案。
次日，爱丁堡城即对嫌犯升堂审理。奇斯利供认开枪，却拒不在庭上交代究系何项判决使其怀恨在心。案情错综交织：内涉一桩家事宿怨、数次在伦敦发出的行刺恐吓、一份破例动用酷刑的裁决，以及陪审团最终认定的“蓄意谋杀”罪名。公堂的焦点并未止于口供：人人皆欲查明，奇斯利究竟是否系独自行事。
乔治·洛克哈特爵士不仅位列大法官，执掌民事最高法院，更兼任国王枢密院顾问官。其遇弑恰逢苏格兰三级会议在爱丁堡集会之时。4月1日，洛克哈特的胞弟与侄儿代表遗属（含其子嗣）出庭具结。他们呈请准许法官对奇斯利及其涉嫌同谋威廉·考尔德伍德施以酷刑。三级会议特准了刑讯之请，却严正批示：此特例绝不可援引为后世之通例。
这项用刑特准在开审前便激起了另一重管辖权龃龉。爱丁堡市长抗议此举侵犯了本城自古享有的特权；大王家总管的代表则宣称，倘若埃罗尔伯爵或其副手未能独揽裁判之权，他便拒绝出席。司法管辖权与案情勘验纠缠一处：洛克哈特遇弑虽亟待速决，司法建制内部却对由谁掌槌莫衷一是。
奇斯利受制于酷刑之下。他坚称刺杀并无幕后指使。但他承认，此前在伦敦曾当面威胁詹姆斯·斯图尔特律师：若院长不予其满意的结果，他必取其性命。他亦曾向一名唤作卡伦德的男子及其叔父威廉吐露过同样的杀机。由此可见，恐吓并非偶发的泄愤之词。奇斯利更招供，他曾在伦敦怀揣火铳掩于大氅之下，游弋于蓓尔美尔街一带伺机伏击洛克哈特。
行凶当日清晨，他填装好铅弹，前往新教堂，伺候洛克哈特返家。他尾随院长步入寓所小巷，自后掩上开枪。院长毙命后，他自称心满意足：因他行事向来不留余地。庭审并未审出任何主谋，奇斯利矢口否认曾受人唆使，而当初破例准许用刑，其本意正是为了深挖同党。
在陪审团面前，他循司法程序正式招认弑亲之罪，并辩解其胸中怒火：他认定洛克哈特作出了有失公允的判决，戕害其利。证人们则揭开了这股怨恨背后的实情。数月前，洛克哈特与肯尼勋爵共同裁定了一项仲裁，判令奇斯利向其妻子及十个子女给付抚养费，每年合计一千七百马克。奇斯利曾对斯图尔特扬言，他将在圣烛节前赶回苏格兰手刃院长。彼时律师警告此念乃魔鬼诱惑，奇斯利却反唇相讥，称有朝一日他自会向判官和上帝一并清算这笔账。
被告的叔父、律法文书官威廉·奇斯利亦指证，前一年暮春曾听闻类似恐吓。他曾据实提醒洛克哈特，后者却未加戒备。至此，行凶动机呈现出全然背离的两副面孔：奇斯利自诩蒙冤受屈，而院长的裁决实为保障其妻儿免于冻馁。当被当庭质及这一悖论时，奇斯利缄口不答。鲍罗的记录未曾详载仲裁前的争讼细目，却清晰勾勒出行凶者心中的私怨与判决的实际效力之间那道鸿沟。
目击枪击的两位证人戴维·洛克哈特与亚历山大·沃克当场将奇斯利扭获，沃克协力将其押解至警卫所。他们的证词与医官戴维·海伊的陈述彼此印证——后者原本登门探视院长夫人，未料竟直面垂死的院长。外科医师约翰·贝利勘验创口：铅弹贯入后背，从右胸穿出。在凶手动作的定性上，被告的口供、目击者的视野与宅内验得的创口形成了闭合的证据链。即便阶下囚早已认罪，审判仍完备地保全了这三重互证之途。
陪审团由十名乡绅地主与五名爱丁堡商贾组成。众人一致裁定奇斯利谋杀罪名成立，罪证兼采口供与证词，并特别追加定性为“蓄意谋杀”。判决书拟定了一场极尽示众之能事的刑律图景：4月13日，奇斯利将被缚于雪橇式刑架上，自监牢拖曳至刑场集市。其行凶的右手将在其存活之时被生生斩断；继而施以绞刑，作案的火铳则悬于颈项之间。其尸身将被铁链深锁，悬吊于利斯与爱丁堡要道之间示众，断手钉于西门城楼，家产悉数籍没入官。
遇弑的院长身后抛下数名幼子，其胞弟与侄儿正是以其血脉之名出庭讼冤。伏法的凶犯则留下十名子女，正是由于承担他们的口粮，才催生了滔天的杀意。卷牍翔实记录了出庭陈词、作证与掌裁的男人们，却未曾留下洛克哈特遗孀与奇斯利之妻的一字一句。然而，她们恰恰伫立在案情的两极：一个在丈夫遭逢冷枪之际正候着医官问脉，另一个则仰赖那份被行凶者视作不义的判词以求活命。
奇斯利曾在伦敦暗藏于大氅之下的火铳，如今终须依律悬于其颈项。判决勒令将其罪恶的器械昭示于残骸之上。而在两座门阀的深宅之中——无论是死去的法官家，还是伏诛的凶手家——依旧留存着那些曾被各方以正义之名唤起的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