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年7月10日，在西非的戈雷岛上，中士本杰明·阿姆斯特朗被剥除衣衫，强行从队列中拽出，捆绑在火炮的炮架之上。总督约瑟夫·沃尔下令全军在操场上围成圈阵。行刑者并非军中士卒，而是数名临时征调而来的黑人士兵，他们奉命轮番上阵，每人各执刑二十五记。鞭笞总数竟累积至八百下之巨。多位在场目击者指证，沃尔总督在旁不断厉声催促行刑者发力重击，甚至咆哮着要将阿姆斯特朗“直直剖切到心肝肺腑”。重刑之下，军士苦苦哀求宽恕。行刑完毕后，他被抬入驻军医所，苦撑五日后伤重身亡。整整二十载光阴流逝，这位昔日说一不二的殖民地总督，终因涉嫌蓄意谋杀遭到正式指控。
这场审判所揭示的，绝非一桩单纯偶发的过激刑讯，而是直指非洲沿海这处偏狭孤岛上，一位最高统帅与整座驻防要塞之间盘根错节的深层冲突。彼时，岛上士兵已忍受数月的粮饷克扣。军需官迪林原定于次日随总督一同乘船返英。兵卒们深知，一旦重洋相隔，过往被扣减的津贴便再无着落，遂决意在管账官离去前结清这笔欠饷。检方坚称，士兵们数度前往军需官寓所均极具克制，仅是平和陈情、讨还应得所得；辩方则极力描摹出一幅截然相反的危局：一群乱民蜂拥逼近，气势汹汹地勒令开启粮饷仓库，甚至扬言要强行破门劫掠。
从争端甫起的第一幕起，各方证词便水火不容。据证人埃文·刘易斯陈述，阿姆斯特朗当日脱帽向总督行礼，言辞极为恭顺，说明兵卒仅是请求面见军需官；在总督喝令退下后，众人便立即散去。刘易斯未曾听闻任何大不敬之词，亦未见任何兵变迹象。然而，一位上尉的遗孀蕾西夫人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证词：她声称亲耳听见阿姆斯特朗恫吓总督，扬言若不按时发放欠饷，便将强行破仓；群卒随后聚集，群情激愤，喧嚣着不拿到欠薪绝不撤离海岛。另一名士官亦附和道，乱兵多次卷土重来，阿姆斯特朗、帕特森与厄普顿等人屡屡口出狂言，胁迫长官。
自清晨的陈情交涉至傍晚的血腥刑罚，其间的几个时辰始终笼罩在一片语焉不详的迷雾之中。检方尖锐地指出，在执行晚间的残酷杖刑之前，军中未见任何针对晨间冲突的正式调查记录。证人刘易斯回忆道，他亲眼目睹沃尔击打了一名守卫，夺下其刺刀，随即下令急擂战鼓集结全军。士兵们皆手无寸铁列阵而来。军官们圈地密议后，刘易斯便见阿姆斯特朗被自队列中点名拖出，剥光衣衫，五花大绑于炮架之上。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未曾依照军律给予被告任何自辩的机会。另一名士兵罗杰·摩尔则辩称当时确实召开了战地军事法庭：军官们低声商榷片刻后，蕾西上尉便宣布了八百鞭的惩戒令。但摩尔同时承认，他生平从未见过如此草率荒诞的庭审——从点名、定罪到绑上炮架，前后不过数分钟而已。
行刑所用的器具与手段，同样在庭审中激起了巨大争议。数名证人证实，刑具绝非正规军例所用的九尾猫鞭，而是一根极其粗重的麻绳。由于本团的鼓手被指卷入哗变，军方遂强拉岛上的外籍黑人充当执鞭者，甚至专设通译指点其挥打的角度与力道。士兵们作证，行刑者每击打二十五下便换一人接力，直至凑满八百之数。证词中关于受刑惨状的描述各异：有人记起撕心裂肺的惨嚎与皮开肉绽的创口；军医费里奇出庭时亦不得不承认，如此酷烈之刑极易致命，且该刑罚确系军士的直接死因。然而，在当年惨剧发生的现场，这位军医却未敢向总督提出半句劝阻。
据军医回忆，阿姆斯特朗在医所中苦撑至7月15日方才咽气。他认定是次重笞乃致命元凶。验尸勘验表明，死者皮下组织呈现大范围严重挫伤与坏死，表皮撕裂反倒不多；盖因沉重麻绳的钝挫伤力能透过表皮直达深层筋肉与脏腑，其破坏力远甚于寻常抽打表皮的皮鞭。这份尸检结论至关重要，它在总督的刑讯军令与军士的死亡之间，确立了不可推卸的因果链条。然而这并未消解审判的核心焦点：总督当时究竟是在行使平息兵变的合法惩戒权，抑或在未履行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假公济私地施加了一场明知具有致命后果的法外私刑？
沃尔并未在戈雷岛接受任何现行军法审判。行刑次日清晨，他便携眷登船逃离该岛返回英伦。1784年，英国枢密院正式对其签发通缉令。据检方开庭陈词，沃尔当年在雷丁的一家客栈侥幸从皇家传令官手中潜逃，就此销声匿迹，官府曾悬赏两百英镑缉拿其归案。检方在此案中特别强调，直至1802年开庭审理，距案发已近二十年之久，当年诸多原本能够出庭支持其自卫辩护的关键军官皆已相继离世。这道漫长的时间鸿沟既是司法举证的巨大障碍，亦构成了本案历史叙事的核心：模糊泛黄的记忆、死无对证的证人、漫长的逃亡岁月，无不与昔日大英帝国的铁血军纪交织在一处。
辩方随后传召了蕾西夫人出庭。她坚称自己当时亲历了骚乱全过程，并誓言军官们是在面临严重威胁后才决意设立临时军事法庭。她向法官解释道，当时正规的军用皮鞭已被乱兵损毁，总督身处极度险境；而之所以动用外籍人员执刑，皆因驻防军鼓手多已参与哗变，无法听从号令。紧接着，数名品格证人依次出庭为沃尔赞誉开脱。与他相识数十年的退役军官皆盛赞其行事端方、待人体恤；一位在意大利旅途中与其结识的牧师，更将其描绘为温厚忠贞的模范丈夫与慈父。然而，这些对个人品行的温情颂词，即便与戈雷岛上那场血肉模糊的暴行形成鲜明反差，却终究无法洗刷那个杀戮之日的血腥事实。
辩方证人彼得·威廉姆斯则提出了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叙述，其回忆与军医的病理记录相去甚远。他宣称受刑八百之后，阿姆斯特朗尚能独立走回医所，仅将衬衣随意搭在肩头，步态并无大碍。威廉姆斯还补充称，自己确实望见军官们在圈阵内集议法庭，只是未能听清他们向中士宣读的具体细节；蕾西上尉随后脱离圈子，快步上前向总督复命。威廉姆斯的证词固然勉强勾勒出一个由人众聚集走动所构成的战地法庭表象，却始终无法证明，受刑人在其中哪怕得到过片刻自辩申诉的权利。
陪审团退庭合议约四十五分钟。据庭审纪实记载，陪审团首席重返法庭时神色极为凝重动容，最终以低沉而略显颤抖的语调宣读了最终裁决：有罪。自阅兵场上那道严酷军令下达至今，已整整跨越了二十载光阴。当年沃尔在受刑次日便抽身扬帆远去；而阿姆斯特朗则在医所的血泊中未挨过当周便痛苦死去。法庭之上，各方证人曾滔滔不绝地争辩过总督权威、军法程序、条令细则与兵变性质，但这一纸有罪判决，终究将戈雷岛上的暴虐行径，无可推诿地定格为下令者必须用生命偿付的个人罪责。
被判处绞刑后，沃尔两度获准暂缓执行，最终仍于1802年1月28日被押赴刑场绞决。大英博物馆所藏一幅当年讽刺版画的官方档案附注，确凿证实了这一博罗审判实录中未载的结局。那位昔日的殖民地总督当年逃离戈雷岛时，任由一名军士在伤痛中挣扎毙命；然而天网恢恢，近二十载春秋流转之后，正义的绞索最终牢牢套住了当年下达残暴军令的权柄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