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菲·德沃在立下一份惠及努安维尔夫人的遗嘱附录次日，便溘然长逝。其死前症候极其可怖，旋即引发投毒之疑；然而，点燃司法调查的重重疑云，却始终未能证实究竟何人致其于死地。两场诉讼随即并驾齐驱展开：一为刑事，一为民事。前者在历经一年的羁押后，终因未获确凿新证，准予箍桶匠杜兰德及其妻暂获人身自由；后者则在逝者死后逾二十年，以“不肖”之名剥夺了女方的遗产受领权。这纸民事判决，自始至终皆非确认投毒之罪的刑事判词。
德沃早年曾与加尼埃兄弟同在纳瓦拉公学寄宿，同窗契谊于学成之后历久弥笃。加尼埃家一兄弟成婚诞下一女，德沃便戏言将来要娶此女为妻。未几，他便径直呼玛丽-玛格丽特·加尼埃为妻，而幼女甫能咿呀学语，亦呼德沃为夫。这番亲昵之举延宕至德沃殁年；其间纵有远游阻隔，抑或德沃日后在国王及王后宫廷中捐官置职，亦未曾中辍。
及长，玛丽-玛格丽特委身于箍桶大师尼古拉·杜兰德。约在1737至1738年间，德沃变卖官职返归巴黎定居，与这名少妇的往还益发频繁亲密。少妇偕其生母清晨即登门入室，在此用膳，盘桓直至薄暮。德沃与杜兰德之妻过从甚密，外间物议沸腾，难免引人疑窦；据编年史家尚帕尼亚克所载，丈夫杜兰德对内情洞若观火，却默然不发一词。记述者在此暗示二人或有私情，然历史原卷并未将此类揣测坐实为杀人之罪证。
其后德沃宿疾缠身，杜兰德之妻照料服侍愈加殷勤，诸般汤药断不肯假手于他人。1740年2月25日，德沃手书自书遗嘱一份，立其为概括受遗赠人。德沃深恐族中合法继承人隐匿原件，遂将副本寄存于公证人处，原稿则私藏于自家卷宗之内。随后一份遗嘱附录重申了此项安排，兼予父系与母系亲族若干特种遗赠，条件是诸亲属须遵从其主要赠产意愿。
1741年12月15日，德沃复立赠与契据，将一笔年息一千二百里弗、本金合共两万四千里弗之年金契约赠予杜兰德之妻。文书中盛赞其人及其家族之厚意，明定受赠人无须其夫首肯即可擅专处置该笔款项，惟德沃自留生前用益权。故而受赠人必待德沃身故之后方得享受其利，恰如受领遗赠之期，同在德沃合眼之日。
此前曾有一封匿名信投递至德沃案前，力陈少妇居心险恶。德沃却对告密之词嗤之以鼻。尚帕尼亚克推测德沃当时已受深情障目；然黄卷无言，难以洞悉死者肺腑，纪实之笔亦仅能记其警示之辞。亦有传闻称德沃曾有意迎娶遗孀努安维尔夫人——此举倘得育有婚生子女，必将尽废此前之赠产大计。1742年11月21日，德沃立下第二份遗嘱附录，专意惠及努安维尔夫人。
翌日，德沃猝死。其病势发作之表征大启投毒之嫌；经剖验遗体，医家当场宣告系腐蚀性药物致其殒命。11月24日，夏特莱裁判所王室检察官正式递交诉状，责成复检遗体并启动司法侦讯。夏特莱法医与外科医师勘验后，见其胃壁溃烂穿孔、组织坏死，遂断定死于腐蚀性剧毒。然而，这份关于致死死因之法医通报，并未指认出任何行凶之罪手。
初审侦讯仓促告开。公诉方深感案情未明，力主深究。杜兰德之妻、其生母及德沃之一名男仆悉数收监。官府传讯了两名追加证人。杂货药剂商安德烈·布瓦瓦尔供称，箍桶匠杜兰德曾至其铺中购置砒霜以灭鼠患。然而在复核证词之际，其供述于要害处大相径庭：初称售出砒霜一盎司；后又改口为半盎司升汞（腐蚀性升汞）。药物品类与分量，在前后供词间翻覆无常。
尚帕尼亚克直言，布瓦瓦尔在与杜兰德之妻当堂对质时已张皇失据；此番对质情状本可洗刷少妇之嫌，惜乎笔录未能据实秉笔直书。作者更直斥书记官马罗曾向女被告索贿以求“周旋包揽”，遭拒后遂倒戈相向，蓄意隐匿乃至删改有利于被告之口供，于对质笔录尤甚。凡此种种指控皆出自该编年史家之一家之言，并无独立的文书铁证足资确证，断不可视作盖棺定论之司法事实。
未几，布瓦瓦尔潜逃遁形；作者猜度其因惧怕伪证罪追究且深知己过而亡命，但这终究只是推度之词。然而，箍桶匠杜兰德恰恰因其证词而系狱。夫妇二人因“尚待详查”而遭监禁整整一年。一年期满，案情终无半点新证浮出水面，遂予开释，仅勒令日后随传随到。卷宗之中，既无昭雪无罪之确凿判词，亦无认定二人毒杀德沃之定罪文书。
便在刑事羁绊未解之际，德沃之旁系血亲发难，于民事法庭力撼遗嘱与赠与契据之效力。民事诉讼旷日持久，原被告屡屡上诉，纠缠难解。多项赠与行为赋予杜兰德之妻以巨资权益，而此类权益皆须待恩主身故始得生效。这场遗产交锋绝非死因侦讯之附庸：诸亲属死死揪住其受遗赠资格与赠与合法性不放，而刑事搜查却迟迟无法揪出那名下毒之人。
及至1765年，德沃下葬已逾二十载，杜兰德之妻援引时效抗辩，力求执行遗嘱。法庭最终驳回其请，勒令其承担诉讼费用；关于“不肖”之裁量完全作出了不利于她的认定——其根由，正在于她背负着鸩杀恩主之嫌疑。这纸民事判决，一笔勾销了德沃生前欲授予她的一切家财。嫌疑之云，在此深刻左右了财产继承之归属；但此判决绝不可混同于断定杜兰德之妻施毒下药的刑事定罪。
全案留下了两份彼此歧异的司法收尾。医官断定德沃死于腐蚀性毒物；然究竟何人供药、何人下毒，在纪实卷宗中始终无定论。箍桶匠夫妇身陷囹圄一年，终以附随到案义务之身获释，再无最终刑事判决之踪迹。反之，在民事法庭之上，杜兰德之妻仅凭嫌隙疑云，便被判定为“不肖”而驱逐出继承人之列。这一结局并未在历史深处厘清鸩毒之谜：它仅无情地揭示，即便刑事调查从未坐实罪名，仅仅是一纸指控，便足以在遗产争夺的深渊中掀起吞噬一切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