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年3月5日，一场惠斯特牌局正酣，一名仆役悄然步入乌尔西努斯遗孀待客的客厅。数名巡捕已在门厅等候，指名求见。夫人放下手中的纸牌，向同桌牌友歉然致意，言道须臾即归。然而她再未能折返。数分钟后，满座宾客方才获悉，她已遭押解，径送柏林刑事重犯监狱，罪名是涉嫌毒害家仆本杰明·克莱因。《新皮塔瓦尔》专章以追叙之笔重现了这幕场景：司法的审理程序，旋即将确凿不移之事实，与市井流言早已加诸这位深闺女主人的数桩命案彻底厘清。
克莱因自二月底便已抱恙。他向女主人自陈不适；夫人遂命人奉上肉汤，继而赐予葡萄干。然其病情未见丝毫起色。2月28日，夫人复以葡萄干相赠，且于其中一枚暗填砒霜；克莱因食后剧烈呕吐，腹脑绞痛难当。翌日，夫人又赐以掺入砒霜的牛奶甜米粥。见仆人面露厌恶难咽之色，她便反手将残羹倾入便溺之池。克莱因至此对其所赐饮食顿生防范，遂暗中搜检宅内各处屋宇与橱柜。据卷帙所载，他赫然翻出一包赫然标有“砒霜”字样的药包。此项搜获虽尚不足以独立坐实汤羹究竟出何人之手，却使一场隐秘的私宅沉疴骤然化作指向明确的剧毒嫌疑。
侍女施莱随后介入了层层查验的链条之中。克莱因向其吐露内心疑惧，并将女主人方才所赐的李子交由其保管。施莱将果品携至胞弟处——后者正于柏林一家药房充当学徒。经店中验看，毒迹顿显。药房掌事不敢迁延，立时呈报医政官署，官署复移送刑事委员会裁处；经由对克莱因、施莱及涉案干系人展开初步鞫问，拘捕之令迅即下达。纪事本末依循一串实质物证的流转次序层层推进——自一纸药包、数枚果品，直至药肆公所，终至捕厅公堂——并未将最初的捕风捉影径自指认为既成之铁证。
然而全城之公议尚未待对簿公堂，便已将罪状无限蔓延。街谈巷议旋即喧腾：皆谓遗孀数年前暴卒的先夫，必亦受其鸩毒；其姨母克里斯蒂安·索菲·雷吉娜·维特之暴毙，亦出此妇之手；更有荷兰军官西奥多·拉盖，亦遭同等横祸。整个柏林城仿佛在乌尔西努斯身上寻得了昔日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的幽灵。纪事亦提及，早在1803年便有一部托名其“自白书”的印本风行于世，实则不过是一部附会民情公议的荒诞小说，绝非被告画押之真迹。嫌疑之赫赫声名，竟在卷宗呈验之前，几欲僭居判决之位。
司法推勘首先溯及剧毒来源及克莱因之病象。据卷宗所载，乌尔西努斯供认曾借词欲代远方庄园主取用为名，自其医师处诳得砒霜。她辩称此物原系备作自尽之用。此言固属其一己之辞；然其屡次给付克莱因杂食之举，乃至食物中检出之异状，终非片言所能洗刷。仆役逐一陈述夫人先后赐予肉汤、葡萄干、牛奶米粥与李子之各般始末。官府遂将药物化验与各方证言同其自供互为参验。克莱因虽免于一死，司法勘录却已将其屡次投毒之企图视为昭然若揭。
蓄意与否之辨，成为主审法官之考量核心。被告坚称克莱因误服毒物，实非出于其杀害之心，而系因自己心存死志、处置乖方所致；复又声称不过欲令其服后发呕祛疾而已。纪事将此等托辞，与下毒之频次、所涉毒量、服后目击之惨痛，以及主仆之间本应存有的信赖关系逐一雠对。勘录特别指出：每逢仆人病势转剧，她偏又奉上号称足以宽解病痛之食物。凡此种种，皆为法庭权衡其主观恶意之客观凭据；法度止于案卷所能彰显之界限，终不得臆测幽微难测之内幕心机。
至于既往宿案，自需另求确凿之据。其夫君之死，早成民间市井编排此案的首要谈资，然而当年临阵诊视的医官，相继就其病程与弥留之际出具证供。福梅、劳伯与布雷默三位医士皆不认同其死于鸩毒。他们指称其系死于神经性中风，且明确表示既未见任何中毒应有之体征，亦未见与其所指控毒量相符的脏器衰亡迹象。其遗骸验核亦未验出丝毫砒霜。纪事借助后世医学知识重勘此等医理意见，使勘查官署之揣度与床榻前行医者之真知灼见间的深长裂痕毕露无遗。
拉盖之死同样引发了诸多捕风捉影的联想，尤以该军官与乌尔西努斯之间的私情传闻为甚。虽有证人受鞫，陈词屡经检视，且拉盖生前之轶事亦足以餍足公众之猎奇；然据卷末载录之终审判词，案中物证尚远不足以坐实投毒之罪。殊不可将市井所附会之私通径视作实录，更不可将疑案受害者之名录与法理既定之罪责等量齐观。法庭必须严格区分邻里之流言蜚语与公诉案卷所能支承之法度界限。
至于维特一案，勘验手段则大相径庭。此位姨母下葬数月之后，骸骨方始启封开棺。医官相继记述其脏器存在炎性创口与病理蚀变；然化学析验却未在内脏之中寻得砒霜残痕。尽管如此，法医专家仍以观察所及之创变及发病前后之情状为由，推断其极可能死于砒霜之毒。曾侍奉维特于病榻之医官则力驳此说，坚称未曾见及中毒表征。纪事直书此等医学抵牾：化学检核之阙如，未能终结讼争；而病理解剖之专见，亦未能铸成无懈可击之公论。
乌尔西努斯曾亲历开棺发冢之令，据书中载录其语，她宣称愿坦然领受查验：若真自尸骸检出毒物，法官或可知晓此物确系其所给付，却终不能明察她当年是否心存蓄意。此语出自编撰者之转述，并未能裁定医家各执一词之关窍。法庭最终将维特之死定性为投毒致死，并据此判定乌尔西努斯谋杀罪立。对于此项司法定性，理当恪守卷宗本义而存审慎之思：盖因当年医官所察之迹与所作之判，原非全盘契合。
1803年9月12日，柏林最高法院刑事庭做出了本卷所录之判决。乌尔西努斯涉嫌谋害先夫与西奥多·拉盖之两项罪名均告不成立；唯因毒杀维特致死及屡次谋害克莱因未遂，判处要塞终身监禁。法庭判词以此森严之界，将司法采信之铁证，与泛滥柏林街巷之流言彻底两分。
乌尔西努斯随即将刑期付诸格拉茨要塞。纪事描摹了要塞主塔内为其辟置的居室：临窗设有一席书案，准其从事文墨遣怀之业。在要塞拘禁近三十载后，她终获准迁居格拉茨城内生活。她得有一位女伴朝夕相依，偶或开门延客；她常与来客倾吐生平之多舛，终生自白其无辜。文本继而载述其漫长的羁旅风霜，直至1836年因病溘然长逝。编撰者亦任由后世附会之传奇在其名下滋蔓——时而是周济乡里的行善之人，时而是蛇蝎妇人，时而又是从容周旋的风雅名媛。凡此百般面相，尽属彼时同侪与著书者之润色笔墨；它们丝毫不能更动1803年那纸判词所立下的昭昭法统。
回溯柏林旧事，此案始于数枚见拒的李子、橱中翻出的一纸药包，以及一位中途离席、弃牌而去的妇人。最终尘埃落定于要塞禁锢之刑，却并未将全城喧腾的疑谤悉数折算为有罪之判定。在这两重画卷之间，司法公器必得反复雠验克莱因口述之情状、汤羹果蔬之检试、掘冢开棺之尸骸、医官纷歧之结论，以及女囚自陈之辩词。《新皮塔瓦尔》之笔调，于案卷之上复加了一重世情教化之评骘；读者辨其声口之余，万不可与法庭实录混为一谈。判词惟坐实维特之鸩杀与谋刺克莱因之未遂；至于加诸其亡夫与拉盖之指控，终归尽行黜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