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9月10日，在夏洛滕堡与施潘道之间的施普雷河畔芦苇丛中，人们发现了一具无头尸身。十五步开外，赫然躺着一颗被轰得粉碎、几无法辨认的头颅。验尸医师断定，双管猎枪的近距轰击击碎了颅骨与脑髓，致其当场毙命；在他们看来，斩首发生于枪击之后，且极可能就在俄顷之间。这一结论虽厘清了创口的先后顺序，却未能解答核心悬疑：尸身所着衣物看似属于一名因偷猎与走私野味而遭通缉的男子，但辨认结论并未令所有人信服。当弗朗茨·沙尔被判处死刑之际，一重疑问始终挥之不去：法庭究竟是确证了他杀害戈特洛布·埃贝尔曼，还是仅仅围绕他罗织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间接疑证？案件并未因宣判而尘埃落定。两份在作案动机与案发细节上自相矛盾的供词相继出炉，竟使得当局在死刑已获核准的情况下，不得不重启第二轮调查。
尸体的发现瞬间牵扯出数条侦查线索。检视残骸的医师查明了头部枪伤与颈部切断的痕迹。最初的勘验断定死因为枪击；其后，卡斯佩尔博士却对验尸报告的若干关节提出异议，就伤情提出了另一套解读。死者究系死后遭枭首抑或受斩时气息尚存，遂成争论焦点。此外，尸身未见死者生前应有的刺青，亦令尸源身份疑窦丛生。尽管衣物、遗物与多方证言最终将死者指向埃贝尔曼，但多位法学家随后指出，其身份证明绝非无可辩驳。
夏洛特·路易丝·格拉泽的介入，令侦查初期的局势愈发扑朔迷离。她隐匿真实身份，妄称死者系其丈夫。在其叙述中，还牵扯出一名曾袭击过她的金发男子。史册将此番陈述定性为转移视线的障眼法，但后续调查亦无法核实其中的每一处细节。格拉泽冒名顶替的行径终被揭穿；而那名金发男子的身份亦始终未能确证。这条歧路恰恰表明，一具无头残躯足以招引来多少各怀鬼胎、粉饰自便的虚妄言辞。
侦办人员随即循线追查埃贝尔曼的社会关系。此人生前与沙尔及一名叫普费弗的男子往来甚密，后二人皆在宵小之辈中劣迹斑斑。三人早年陷身囹圄，直至1848年大赦方获释出狱。在沙尔处，搜出了据指认属于埃贝尔曼的物件：一块怀表、数件衬衫及一根短棍。在弃尸现场附近，亦发现了一根与沙尔关联甚紧的手杖。对于怀表与衣物的来源，沙尔言辞反复；埃贝尔曼的前同居伴侣汉泽的证词，更是彻底击穿了他的说辞。
控方将指控编织成一条严丝合缝的证据链。汉泽声称，9月9日曾见埃贝尔曼与沙尔在柏林同行，随后二人朝夏洛滕堡方向离去。死者的怀表在失踪后不久便被沙尔送入当铺。埃贝尔曼的遗物现于其寓所，且有证人指认沙尔曾出现在案发地周边。沙尔起初矢口否认曾与埃贝尔曼同行，辩称上述物件系过往交易所得，但其版本屡屡自相抵触。控方复又搬出其拮据窘境及其与通缉要犯的过从甚密；辩护方则抗辩道，被告人的不良前科绝不能僭越并替代无可辩驳的谋杀铁证。
在这桩命案中，普费弗的干系始终暧昧不明。多名证人证实他曾与沙尔、埃贝尔曼厮混，然而检察官并未指控其共谋杀人——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支撑此说。相反，辩护方竭力将他刻画为潜藏的真正凶手，推演埃贝尔曼或许尚在人间，死者实为他人，抑或普费弗蓄意杀人斩首以嫁祸沙尔。此类假说无一得到证实。其立论之力，完全寄托于尸体身份未定与间接证据的多义性，而非握有针对普费弗的实质性确证。
1851年8月，一桩突发变故彻底打乱了预审进程。汉泽突遭枪击受伤。她指认行凶者乃一名与普费弗有牵连的男子，但案卷记录对这一辨认持审慎态度。审判因而延期。于控方而言，此番袭击意在铲除关键证人；于辩方而言，这反而印证了除沙尔之外，另有人怀有让汉泽永远噤声的动机。彼时身陷囹圄的沙尔，断无亲自开枪之可能。然而，司法调查终究未能查明放冷枪者的真身。
1852年，案件移交柏林巡回重罪法庭审理，沙尔在庭上展现了极为敏捷的自辩才干。他对尸身辨认结论及涉案证物的证明力提出强烈质疑。辩护律师重申，埃贝尔曼身体应有的生理特征在尸体上荡然无存，法医病理学界对此亦存严重分歧。辩方指出，怀表在命案发生前完全可能几度易手；与沙尔手杖相似之物更非世间罕见。况且，证人对涉案时刻与往返路线的陈述亦参差不齐。庭辩终结之际，法庭庭长对全案证据作了详尽梳理，却并未强加任何个人断语。
陪审团最终以超过七票的多度多数，对主罪问题作出了有罪裁决，但并未采纳涉及共同犯罪的各项变通指控。法庭遂依预谋杀害埃贝尔曼之罪判处沙尔死刑，处以斩首。沙尔对法庭采信证人的方式当庭抗议，高呼自有上帝裁决。1852年6月，其复核上诉遭驳回；他随后呈递了赦免申诉。
在极刑获得最终核准前，地方法院曾向国王呈递了一份持保留意见的审理备忘：院方认为，无论是死者的真实身份，抑或判定沙尔行凶的证据，均缺乏坚实充分的直接证据支持。与此相对，检察官里姆与重罪法庭前庭长霍尔茨阿普费尔则联名呈递反驳报告，力挺原判，坚称全案诸般情状足以形成完整闭环。坊间彼时流言四起，盛传埃贝尔曼尚游荡人间；甚至有酒馆掌柜确信见过程某，但经查证该男子实为一名俄国旅客。在君王定夺之前，两份针锋相对的司法报告双双呈送御览。
1852年12月23日，国王降旨核准原判，该敕令于1853年1月10日正式颁布。次日，获悉死刑已定的沙尔提出面见另一名审理法官。他首次供认杀害了埃贝尔曼，却坚称此举纯属正当防卫：二人发生口角斗殴，埃贝尔曼拔出猎枪扬言杀他，扭打中猎枪走火，两颗弹丸齐发，他随后在不知对方已断气的情况下斩下了其头颅。然而，医学专家当即驳斥了这一机理，断定绝无可能。狱中神甫亦未在沙尔身上见到令人信服的悔罪之意。鉴于判决已属终局，且沙尔既未申请再审亦未求饶，司法体系未再开启全新的完整重审程序。
2月10日，即行刑前夕，沙尔作了最后的绝命供述。他改称自己系出于嫉妒与除掉对方之念，蓄谋冷静地杀害了埃贝尔曼；争端起因于合谋盗掘米罗夫地下墓穴的分赃不均。他承认先向埃贝尔曼开枪，继而斩其首级。这一次，他不再提及防卫之说。他还供述了曾与普费弗等人合伙在米罗夫犯下的盗窃行径。然而史籍编纂者指出，此番供词将已查证的细节与意图混淆作案时间的伪辞杂糅一处，这份迟来的招供已无法逐一查实。
1853年2月11日，沙尔在莫阿比特监狱被处决。临刑面对众证人，他宣称自己确系蓄意杀害埃贝尔曼，并恳求所有曾遭其伤害之人宽恕。行刑在实体层面终结了这桩公案，却未能涤除卷宗内的重重疑障。史册本身亦秉笔直书，忠实记录了法学界对尸源未定及定罪证据不足所持的严正异议，并载明了死刑核准的始末。从最初的矢口否认，到正当防卫之辩，再到终了时的冷血认罪，死囚之言几经反复。而司法裁决，终究定格于陪审团的评议与国王的朱批断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