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间作为二人最后避难所的谷仓里，约翰·杰索普与约翰·奥洛克各自分饮了半瓶鸦片酊。他们早已立誓同赴黄泉。二人被发现时皆已不省人事；杰索普在救治下苏醒过来，奥洛克却气绝身亡。这位幸存者随即被押解至诺丁汉巡回审判庭，被控协助同伴自戕。
1887年2月4日，菲尔德法官升堂审理此案。公诉机关指控杰索普自杀未遂，并因其为奥洛克赴死提供协助，在法律意义上已构成谋杀。控方的逻辑立足于一个冰冷而残酷的事实：两人共同策划了死亡，但如今只剩一具活着的躯体，留在法庭上承担这份同盟契约的全部罪责。
二人本是挚友，同样失业，同样身无分文。生计既断，前路茫茫，谁也看不到摆脱绝境的希望。据杰索普庭审前的供述，共赴死难的提议最初由奥洛克提出，后者问他是否愿意一同上路。杰索普心灰意冷，答称已无意恋栈尘世，愿与之同行。当时奥洛克手中已有一小瓶鸦片酊，但二人觉得剂量不足以致命。于是，他们走遍数家药材行与药铺，凑齐了足额的毒药，倾入一处。
二人走进谷仓，审慎地将药液均分：各饮一半。未几，药力发作，双双昏厥。路人发现二人倒卧在地，急施援手。杰索普渐次恢复神志，脱离了险境；医治手段却未能挽回奥洛克的性命，后者最终被收殓下葬。那场看似绝对平等的均分，至此彻底失衡。那个一心求死之人，如今不得不形单影只地面对司法审判。
检方提出了两项明确的指控：一是杰索普自身的自杀未遂；二是他参与促成奥洛克之死，此举在律法上被定性为谋杀。在皇家检察官看来，一人的侥幸生还并未解除谷仓中所结成的盟约，它只不过让这场死者无法经历的审判，得以落在一个生者身上。检控官霍勒斯·史密斯与布鲁斯·罗素在陪审团面前力主此说；而辩护律师阿普尔顿则竭力阐明：率先提出死誓，与事后被动应允，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分野。
杰索普曾向多人详述这一死念的滥觞。按其陈述，动议完全出自奥洛克，是奥洛克拿出了第一瓶毒药并挑起话头。案卷记录同样证实，杰索普确实参与了后续添购毒药与分剂量的过程。他并非偶遇变故的旁观者：幸存者坦承自己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咽下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毒剂。庭审的核心遂聚焦于：这一自戕的共谋，是否等同于让他成为了致友于死地的凶手？
在控方看来，当时的英国法给出了毫无转圜的肯定回答。在普通法传统中，自杀被视作针对自身的谋杀，自杀未遂等同于谋杀未遂。自绝成功者逃脱了人世的惩罚，而幸存者则必须在巡回法庭上为未遂之举领罪。一旦两人约定自尽，彼此便互为致对方于死地的共犯。倘若一方殒命而另一方苟活，幸存者除承担自杀未遂之责外，更须背负谋杀同伴的罪名。检控官据此力求将杰索普定罪。
辩护方随即援引“女王诉艾利森案”这一判例予以抗辩。在前案中，被告带去毒药并百般劝诱同伴服下；而律师阿普尔顿指出，在本案里，奥洛克死意已决在先，提出盟约在先，杰索普不过是依附了对方既定的决意。这一区分直击争议要害：将一个举棋不定之人推向毒药的唆使者，岂能与陪同心意已决的友人赴死之人等量齐观？阿普尔顿坚称，奥洛克的自绝意图早于杰索普的应诺，后者的附和绝不可与前者的首倡混为一谈。然而王室控方反驳称，只要二人付诸行动，共谋与相互协助的事实便已完全构成犯罪要件。
菲尔德法官最终驳回了阿普尔顿提出的法理区分。他向陪审团明确指示：只要认定共同赴死的计划属实——而在他看来本案证据确凿无疑——陪审团就必须裁定杰索普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团遵从了这一司法指示，认定杰索普对奥洛克之死负有谋杀罪责，但同时正式向法庭呈请，恳请女王陛下予以法外开恩。辩护律师曾试图将奥洛克的首倡与杰索普的应和剥离开来，裁决却将整场盟约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量刑之权悉归法官。菲尔德当庭宣判杰索普死刑；随后，王室发布赦令，将其改判为监禁。编纂者在此注解道，依据当时律法，一旦谋杀罪名成立，主审法官别无选择，必须依例宣判极刑，仅能将生杀宽典留待王室裁决。他回顾道，早期的法官尚可在记录死刑判决的同时暂缓执行，静候皇家指令，此举在当时几乎等同于确定的减刑。然而随后的司法改革剥夺了法官这一裁量权，旨在避免法官以个人心证干预陪审团的事实认定。
在杰索普获减刑后，本案编纂者继续对其背后的法律教条展开了尖锐的声讨。他甚至道出了一个荒谬的悖论：国家以法律之名施加于杰索普身上的惩罚，恰恰是杰索普原本试图对自己施加的死亡；在他眼中，王室特赦虽保全了此人性命，却未能洗刷其谋杀犯的烙印，更未修正这项僵化的律条。他痛陈道，彼时国会汲汲于党争纷扰，对这一司法缺陷视若无睹；次日的《泰晤士报》对本案亦不过寥寥数行带过。他疾呼全面改革并编纂刑法典，并犀利地指出，立法维新之所以搁浅，无非因其无法为党派竞逐带来政治红利或权力资本。他认为王室特赦不过是对荒谬法律迟到的遮羞与补救。这番评述出自编纂者之笔，而非判词本身。他由此将判决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截然划分：该判决或许丝毫不差地遵循了菲尔德法官所捍卫的严苛法理，但在良知面前，它依然令人愤懑。这场法律与人性的交锋，至今余波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