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7月22日，星期六，约翰·史密斯同妻子赶集归家，行至格拉斯哥的一条街巷时突遭冷枪击倒。他身中两弹，延宕三日后伤重不治。临终前，他留下一桩当时无人能够核实的控诉：他坚信是资历更深的纺纱工买凶夺其性命，缘由是他返回了胡尔兹沃思工场复工，而彼时该厂工人正为争取加薪而全员罢工。死者的猜疑揭开了一桩大案的序幕，却尚未指明真正的凶手。
数周以来，整座城市一直笼罩在罢工的阴霾之下，纺纱工、工厂主与愿意接受较低薪资复工的工人之间剑拔弩张。在《皮塔瓦尔案卷》的记载中，编纂者描绘了一个暗中活动的结社，充斥着秘密誓言、人身威胁以及针对坚持劳作者的袭击。叙述者对此类行径辞色俱厉，更将其勾连至数十年前的陈年渊薮。因此，务须将法庭审理中的证人证词，与编纂者据此延伸出的概括性论断审慎剥离。
当庭证言揭开了多起往昔的暴力罪行：工棚遭到枪击，一名名为凯尔尼的年轻工匠遭镪水泼面，数家工场被纵火焚烧，寡妇麦克弗森亦在一次袭击中受创毙命——据证人称，那场暴行的真正目标是其在纺纱厂务工的女儿。证人詹姆斯·默多克亦陈述了麦夸里光天化日之下遭枪击负伤的情形。这些事件勾勒出恐怖的氛围，但每起罪行各有其作案者、具体情境与证据链条；层累的暴行，尚不足以将史密斯之死直接归咎于1838年受审的被告席上众人。
史密斯身亡后，纺纱厂主悬赏五百英镑缉凶，政府亦追加了一百英镑。然而巨额赏金起初并未打破工人们的缄默。对报复的畏惧笼罩着底层工匠；案发后受审的未亡人，亦无法辨认暗夜中影影绰绰的身形。她仅能忆及丈夫背后中弹、应声倒地，以及路人迟来的援手。史密斯在弥留之际声称，在针对他作出某种宣判之前，从未有人向他示警或听其申辩；而就在遇袭前三天，曾有人告诫他：绝不愿落入他这般境地。
拉纳克郡治安官威廉·阿里森最终采取了断然行动。7月29日深夜，他率米勒警长及二十余名警力突袭了该结社委员会的聚会之所。当场扣押多名头目并拘捕十五人。在现场及隔壁房间搜获的文件与账册，其分量在日后并不亚于证人的口供。罢工旋即平息，数日之内，工人们陆续返回厂房。但大搜捕并未立时澄清史密斯的死因，而是开启了对这一秘密组织及其被指控诸项罪行的大规模司法侦查。
审判于次年一月开庭，历时八天。案卷罗列的罪状包括意图以恐吓手段强行控制薪酬的共谋、侵犯人身与财产，以及参与既往的数起暴力事件。史密斯命案乃是其中最沉重的控罪：威廉·麦克莱恩被指控为行凶枪手，而结社首脑则是雇凶的幕后主使。主审法官还须厘清苏格兰程序法上的数道难题，包括自司库哈克特处搜得的文件是否具备可采性，以及能否准许若干证人提供传闻证据。
詹姆斯·莫阿特是控方的核心证人之一。他曾在这家结社逗留近二十年，断言罢工期间工会内部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据其供称，代表们曾密谋处置复工者，他不仅指认数名被告担任领导职务，更详述了结社发给会员的证件。在一纸署名“威廉·米恩”并于委员会文件中抄获的字据中，执字人被引荐给其他同侪。莫阿特认为此信非同寻常，并解释称，该结社常向其意欲遣送离城之人出具此类公文。
第二位关键证人默多克则指证了新会员入会时的盟誓仪式。他忆及“阿什杜德”与“哈米吉多顿”等秘语、腋下所夹的《圣经》，以及服从多数决定的铁律。他坚称这些仪式伴随着对所谓“高傲之徒”——即在罢工期间接受微薄薪资的工贼——的人身威胁。他的陈词固然强化了该组织施加强制约束的指控，却并未确证麦克莱恩在案发时曾现身凶案现场。
结社骨干对莫阿特的证词全盘否认，坚决否认存在任何犯罪性质的秘密委员会。他们声称账面资金仅是用以济助停工工人的救济金，而稽查委员会的设立不过是为了游说工匠坚持罢工。多名辩方证人亦出庭立誓，称从未听闻盟誓或暴力勾当。然而辩方的陈述在盘问下破绽百出，尤其是案发后为麦克莱恩炮制的一份不在场证明书：联署人无法坚守证词中的关键时刻；其中一人竟称是在麦克莱恩下狱后方才签字，而文书落款时间却赫然在批捕之前。
罗伯特·克里斯蒂的证言投下了另一重阴影。他声称麦克莱恩曾向其谈及枪械并扬言要杀害工头亚瑟；在史密斯中伏前夕，麦克莱恩还向他借过一副黑手套。克里斯蒂进而指认，命案发生后，麦克莱恩重返其酒馆，吐露了足以自陷于罪的言辞。然而，克里斯蒂此前迟迟未曾告发。他本人曾遭羁押，随后逃离格拉斯哥；他辩解称，自己既惧怕违背誓言，又唯恐招致报复。辩方律师敏锐地揪住其犹疑不决的心态、觊觎官方赏金的动机，以及悬赏告示张贴日程上的前后矛盾，展开了猛烈抨击。
检方反驳称，赏金绝非暗中收买伪证的私相授受，而是旨在搜求线索的公开悬赏。法官准许陪审团听取克里斯蒂的证供，但将其可信度的裁量权交由陪审员定夺。一名船务经纪人随后出庭，证实麦克莱恩在史密斯遇害前曾设法谋求前往纽波特的船位。其他旁证亦纷至沓来：小酒馆中的隐秘对话、被指为纺纱工的男子购入弹药的行迹，以及搜捕展开后麦克莱恩的仓皇潜逃。然而，始终没有目击证人亲眼目睹枪手扣动扳机射杀史密斯那一幕。
麦克莱恩的辩护律师坚决反对将陈年暴行直接推定为其当事人的罪证。律师向法庭申明，工人结社以停工为抗争手段本属合法，恳请陪审团切莫将这一权利同人身侵犯及致命谋杀混为一谈。他痛斥克里斯蒂证词的前后抵牾，直指直接证据之匮乏。其余被告的辩护律师亦坚称，公诉人将数年间的陈旧暴力与1837年的具体指控混为一谈，根本未能证明受审的每个人均曾授意或实施了最严重的罪行。
主审法官在总结陈词中同样梳理了各项罪状的法理边界。在他看来，现有证据足以支撑一项较轻的共谋罪——即旨在恫吓厂主与复工工人的威胁行为；但要认定存在一场纵火与谋杀的大规模通盘密谋，证据链条尚缺乏这般确凿的说服力。谈及麦克莱恩，法官指出克里斯蒂的证词若被采信，则对其极为不利，然而证据是否已达致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仍须由陪审员审慎权衡。提交予陪审团的裁断，乃是基于相互独立的具体事实，而非不加区隔的集体归罪。
经过五个小时的闭门评议，陪审团作出了多数裁决。他们认定第1、2、3及第10项罪名成立，其余罪名不予支持。审判纪要中并未载录全部控罪的完整编号，致使后人无法将每一项编号毫无保留地对应至某桩具体事件。法庭遂依既定罪名判处众被告流放七年。据文献记载，该量刑曾引发争议，辩方随后亦提出了赦免申请，但卷宗中并未留下针对麦克莱恩的谋杀罪名裁定——本案最终确认的刑事责任，仅限于陪审团多数支持的共谋诸项。
审判的落幕，并未对史密斯的惨死给出一个简明昭彰的答案。法槌惩戒了陪审团认定确凿的恐吓与暴力形态，而最险恶的指控并未全数坐实。《皮塔瓦尔案卷》在叙事中极力渲染审后秩序的复归与庭审的社会震慑，字里行间对涉案工会及其会员充斥着严苛的道德谴责。今之读者在梳理证言与裁决的推演时，自当将史料编纂者的主观声调，与法庭的正式裁决严加甄别。
在茫茫街头，史密斯饮弹倒下，其妻甚至未能辨明刺客的真容；在法庭之上，宣誓下的对质、查扣的账册与相互矛盾的脱罪文书，取代了那段无声的凶案现场。然而这场司法审判并未将每一项猜疑淬炼为既判事实。其法理精义恰在这一审慎的区隔之中：恐吓与共谋之罪经审理认定成立；更深重的诛心之论则因证据不足而未获通过。那起引爆一切的致命枪响，在司法纪要深处，终究成了一个比判决本身更为沉重的历史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