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3月17日，多切斯特巡回审判庭上，六名农业工人被押上被告席。起诉书的核心直指一份誓词——控方坚称，该誓约强令某社团成员保守秘密，并绝对服从其首领。陪审团必须裁定，这种效忠仪式是否触犯了惩治非法誓约的相关法令。
在卡姆登·佩勒姆的笔下，这些人被称为“多切斯特劳工”。托尔帕德尔烈士博物馆将其姓名规范拼写为拉夫莱斯（Loveless）、斯坦菲尔德（Standfield）与汉密特（Hammett）；佩勒姆当年则印作拉夫莱斯（Lovelace）、斯坦菲尔德（Stanfield）和汉麦特（Hammet）。受审者共计六人：詹姆斯·拉夫莱斯与乔治·拉夫莱斯兄弟、托马斯·斯坦菲尔德与约翰·斯坦菲尔德父子、詹姆斯·汉密特以及詹姆斯·布赖恩。他们皆为多塞特郡一座偏远村落的农业短工，结社旨在抵制资方压低工钱，并救济失业同伴。彼时工会本身业已合法；审判的真正关口，在于那个仪式上的誓言，以及控方借以定罪的那道古老律令。
引发官司的那一幕，发生在数月前的12月，地点是托尔帕德尔村托马斯·斯坦菲尔德的家中。新入会者被引入一间暗室。勒格等人被蒙上双眼，在幽暗中屈膝跪地，听人宣读规章文书。待眼罩揭开，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具惨白的人骨画幅，上书森然训诫：“勿忘尔之末日。”庭审记录表明，与会者当场起誓遵行章程，绝不泄露社团隐秘。詹姆斯·拉夫莱斯当时身着一袭宛如白袍的法衣。
入会需缴一先令，此后每周续缴一便士，以充实互助钱囊。当庭出示的规程赋予该团体正式名称：“农业工人友谊会”（Friendly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Labourers）。规章设立了干事职务与例会周期，并详定敛资之法。其第二十与二十一条尤为刺眼：倘若雇主无端克扣薪酬，或因工人参与公会而将其辞退，全体会员当协同罢工以示抗议，公积金则按期发放补助，直至资方让步复工。控方正是以此断定该组织图谋不轨；而形式上的定罪罪名，仍是私立密誓。
官方起诉人甘比尔向法庭阐释法条原委。他搬出1797年颁布的严刑峻法——该法令专为惩治旨在羁绊会众效忠非法社团的誓约而立。在他看来，凡具有宣誓性质的承诺，无论假借何种仪式外壳，皆受该法严惩。控方意在论证：涉案结盟乃属非法，其成员立誓保守秘密，甘受未经律法认可之首领驱策。他抛给陪审团的核心悬念在于：将这套章程与效忠密誓结合审视，该协会是否已然坠入1797年法案织就的法网。
该法的前言本针对煽动叛乱的集会；甘比尔却力辩其惩戒条款同样适用于任何旨在牟取非法目的的结社。他引述前例判词来佐证这种扩大解释。整场诉讼的走向，全系于陪审官与推事如何圈定一部颁布于1797年的战时旧法的管辖边际。
辩方律师坚决否认控罪已被坐实。法官在指导陪审团时重申了裁决基准：陪审官必须确信，那场宣誓是否真正在良心上束缚了证人勒格，强令其隐瞒内情。誓词的具体句读并不紧要，要害在于它所缔结的效力。法庭还须厘清，入会者是陷入了某种宗教般的道德戒律，抑或仅仅是在服从团体的书面规则。法官再度提及拉夫莱斯的奇特白袍与骷髅画像，提请陪审团斟酌：这些布置究竟是为了给仪式平添威慑、震慑立誓之人，还是另有所图。在宣读完社团章程及出资者名单后，法官将裁决权交予了陪审席。
仅闭门商议了约莫五分钟，陪审团便一致裁定六名被告罪名成立。法官随即宣告判决：流放海外七年。托尔帕德尔博物馆的史料提醒后人，彼时工人结社早已去罪化；本案之所以定罪，全因控方将互助救济章程作为旁证，巧借密誓之名将其打入违法深渊。对这群劳工及其老小而言，这道判决意味着背井离乡、远放荒岛，日常生计顷刻瓦解。
六人被押上囚船，万里流放至澳大利亚。然而，放逐并未令风潮平息。在工运声援者眼中，这道判决严酷至极且毫无道理；抗议浪潮迅速席卷议会内外，直逼内阁。当局起初顽固拒绝减刑，但在汹涌民意之下，最终不得不签发无条件特赦令。据托尔帕德尔博物馆记载，1834年3月伦敦即成立了呼吁特赦的委员会，次月爆发大规模请愿游行，至1835年，请愿书已汇集了八十万民众的签名。流放案激起的波澜，早已远远溢出了那个偏狭的小村庄。
托尔帕德尔烈士博物馆将全员获无条件彻底特赦的日期定在1836年3月14日。在此期间，失去顶梁柱的妻子们被迫向教区申领救济。博物馆记载，她们在救济委员会上迎面撞见的，恰是当初参与缉捕其丈夫的乡绅与治安法官。乡绅们以其丈夫生前的会费为由百般刁难：既然此前掏得出钱资助公会，家眷理应自食其力。所幸民间的声援基金最终为每位家属送去了两英镑三先令的度荒钱。归途同样坎坷分散：乔治·拉夫莱斯于1837年6月13日率先抵英；其余四名难友直至1838年3月17日才在普利茅斯靠岸。至于詹姆斯·汉密特，直至1839年8月方得还乡，为其筹办的公开欢迎仪式更推迟到了9月22日。特赦并未换来即刻的团圆，昔日同甘共苦的六人，其命运轨迹在漫长数年间支离破碎。
佩勒姆的纪事以这群工人在伦敦入城式的冷清受挫收笔，斥其为博取同情的徒劳之举。然而，撇开这位十九世纪记述者的偏颇断语，当年的审判无疑将一场古老仪式、一份互助规约与一纸誓词焊铸成了同一具罪名枷锁。六名穷苦劳工横遭构陷；两年后的全员特赦，换来的却是漫长而孤绝的零落归期。那只原本为了让工人在薪资跌落时不至孤立无援而凑建的钱匣，在公堂上成了勾连罪状的铁证——而随之而来的刑罚，则将他们生生抛掷到了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