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并未宣告“无罪”，却也未曾裁定威廉·戴维斯·希普利教长犯有诽谤罪。1784年8月6日，在什鲁斯伯里，陪审员们字斟句酌，拣选了一种更为收敛的措辞：仅就印发一事认定有罪。在此案之中，如何将陪审团吐露的寥寥数语录入卷宗，其分量将远甚于案卷中那些连篇累牍的攻防论辩。
希普利时任圣阿萨夫教长。他所蒙受的指控，在于付印并散发了时任孟加拉最高法院法官威廉·琼斯爵士所撰的一篇对话录，题为《政制原理：绅士与农夫之对话录》。文中设绅士与农夫二人问答，论及政体与公民权利。控方指斥其文煽惑人心、包藏祸心；辩方则力辩道，针砭国政之举本身，断不足以构成刑律意义上的恶意诽谤罪。
审判于什鲁斯伯里巡回法庭展开，由布勒法官主审。陪审团须厘清数项随即在庭辩中被剥离开来的问题：此印件是否确系希普利印发？涉案文字是否确如控方所指蕴含反叛之意？最为关键者，判决是否应当定夺该文在法理上是否构成诽谤？事实之印发与法律之定性，二者间的界线看似细如毫芒，实则将彻底左右法庭依此裁决所能施加的法律后果。
庭审之间，陪审员聆听了厄斯金的辩词。博罗的叙述重现了这场在政治谏言与煽动叛乱之分界线上的鏖战。控方坚称，该对话录直指当朝君上与内阁，意在动摇国本、挑起变乱。厄斯金则紧扣文本字句，驳斥道绝不能将任何揭露不公之言径直斥为诽谤铁证。因此，此番交锋不仅系于农夫与绅士口中之言，更关乎在席裁决者是否有权擅自坐实其刑事罪责。
布勒向陪审团作出指引。他首先屏退了意在证明希普利素来品行温良的证人，认定其道德操守与本案待决之争无关。法官向厄斯金首肯“律法止步之处，即是暴政开端”之论，继而析出三项焦点：是否付印，起诉书中暗示之意是否属实，以及法律问题——涉案文字究竟是否属于诽谤？唯前二者归由陪审员认定，最后一项则悬置待决，留由调审卷宗之法院审度。法律与事实本不应混为一谈。然而，当陪审员们退庭复入时，给出的裁决却并未平息纷争。他们宣告希普利“仅负印发之罪”（guilty of publishing only）。
“仅”（only）这一字，顿起轩然大波。布勒当庭研讯陪审团是否认可起诉书中的指涉：“G.”代表绅士，“F.”代表农夫；提及君王与议会，皆指大不列颠之君王与议会。陪审员答称确然。厄斯金当即重申，他们判定希普利有罪的范围，仅限于印发本身。一名陪审员进一步阐明，他们并未就该小册子是否属于诽谤作出判定。布勒遂向其阐释，若仅止于印发之认定，法律问题自当保留；然而此一“仅”字，恐令判决残缺不全。陪审员们坚持己见：他们绝不定夺该文是否构成诽谤，谨将此点交由法庭裁夺。
辩驳渐趋白热，乃至招致噤声之训令。厄斯金力主将该字录入卷宗；布勒则厉声命其归座，否则休怪法庭采取他种干涉手段。辩护律师傲然作答，称法官尽可自便。博罗平实录下这番交锋，未着任何修饰渲染：法官之震怒与律师之硬抗，已自见波澜。在二人的抗辩声中，陪审员仍力图申明本意，其中一人甚至调换字序：是“仅于印发一节认定有罪”，而非“认定仅犯印发之罪”。布勒当即驳斥，称二者殊无二致。
然而厄斯金并未就此罢手。设若法院日后驳回中止判决之动议，在辩论量刑之际，他是否仍有权坚称希普利并无煽动图谋？倘若判词剔除此项限定，岂非预先扼杀了这一抗辩之门？陪审团再次声明，关于是否涉嫌煽乱，他们不作任何是非倾向之表态。他们未曾称许该文清白无咎，只是断然拒绝越俎代庖。最终，书记官记入卷册的，正是这一分界底线，而非那饱受非议的单一字眼：“印发行为有罪；但陪审团不就其是否构成诽谤作出裁断。”退庭之时，庭上这两位对手各执一端：布勒谨守法理与事实之严分，厄斯金则誓死捍卫陪审员真切吐露的言词。
时至十一月，厄斯金重返法庭。15日，他正式提请重新审理，坚称法官此前对陪审团之指引存在误导，且案中全无涉嫌煽乱之实据。曼斯菲尔德答辩道，陪审团勘定事实，法官裁断法律，此一分立原则乃自光荣革命以来各级法院奉行不悖之定制，判决本身亦未尝将二者混淆。复审之请于次日遭到驳回。其余法官悉数附议曼斯菲尔德。威利斯着重强调法官与陪审团职能迥异。阿舍斯特则由意图切入：除却借由行为本身，更有何法勘破人心？在他看来，事后自白之言，断不能抹杀实际作为之法律意涵。是故，证明希普利为人温顺之证词，断难消解其刑责之争。厄斯金意图在陪审团指引中寻找瑕疵；法院却援引历来教条加以抵御，拒不重开审判。
至此，唯余最后一路可行：呈请法庭中止判决，亦即认定，依此前所得之判词，法理上绝无可能施加任何刑罚。
11月22日，厄斯金以两项由头提请中止判决：其一，当前裁决不足以确立定罪；其二，所印文字并非可处刑罚之诽谤。书记官当庭宣读卷宗，所载字眼却与厄斯金坚称当日所闻者并不相符。尽管如此，曼斯菲尔德仍判定卷面记载无误：陪审团本意正是将法律争点留待法官定夺。他随即将未曾诋毁君上或私人的小册子，与他眼中涉嫌煽惑乃至近乎叛逆的文字清晰析出。在他看来，涉案文本分明是在号召谋求议会改革，并暗示请愿受阻便应执戈相向。然而他亦敏锐指出，起诉书中并未通过必要之申辩与说理，将涉案文段与当下时局紧密勾连。曼斯菲尔德断言，文本于当世之指涉，必须直白显见于起诉书文本之内；纵使妇孺皆知，亦不可于事后强加附会。威利斯、阿舍斯特乃至布勒本人皆附其议，遂裁定中止判决。此前在判词草拟上一再掣肘厄斯金的主审法官，如今亦认可这一实体异议足以阻却刑罚。对希普利而言，两项辩护策略之间的分野，终成失利于动议抑或脱身于囹圄的云泥之别。博罗收笔写道，针对教长的一切诉讼程序均告撤销。教长虽免遭刑责，然而关乎陪审团权限的百年论争，却依旧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