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0年9月1日，法庭当众宣读了针对威廉·佩恩与威廉·米德的起诉书。检方指控二人于8月14日在格雷斯彻奇街伙同另外三百余人非法集会、扰乱公共治安，并指控佩恩在米德的支持下当众布道。二人皆作无罪答辩。庭审随即宣告休会；直至9月3日，他们才再次被押解出庭。
步入法庭之际，有人伸手摘去了二人的帽子。法官却当庭下令将帽子重新扣回他们头上，命其保持戴帽之态。随后，伦敦市刑事法官质问他们是否知晓自己正身处国王的法庭，又为何不遵行应有的敬礼。佩恩答称，他承认法庭的权威，但并不认为脱帽是表达敬意的必要形式。法官遂以蔑视法庭为由，判处二人各缴纳四十马克的罚金。佩恩当即抗辩，指出他们进门时本已免冠，正是法庭勒令他们重新戴上帽子。这场审判便在一场因执行法庭指令而构陷出的“违规”罚款中拉开序幕。
第一位出庭作证的是詹姆斯·库克副官。他声称自己奉命前往格雷斯彻奇街驱散集会。他在现场目睹佩恩正在宣讲，但因人群拥挤无法靠近，未能听清其具体言辞。库克推测现场聚集了约三四百人。他补充道，米德曾请求他容许佩恩把话说完，并承诺事后会亲自将佩恩带至他面前。
巡警理查德·里德则描述了一段更为激烈的冲突场面。8月14日当天，他发现现场聚集了大批民众，并听见佩恩正在布道，但同样未能听清字句。他率手下试图将佩恩从高处拉下，却遭到了周围民众的推搡与踢打。里德估计现场约有四五百人。他曾看见米德与库克副官交谈，但无从知晓二人所谈何事。
在博罗转引的文献片段中，最后一名证人并未具名。此人目睹了一大群人，且认为佩恩当时正在向人群讲话，但他未曾听清片语。至于米德，他并未看见。法庭随即厉声质问米德当时是否在场。米德援引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的古老法则，怒斥法官蓄意设下圈套。佩恩则从旁进言，声称信众聚集敬拜上帝乃是不可推卸的天职。法庭当即反唇相讥，宣称受审并非因其宗教信仰，而是因其公然践踏法度。
佩恩坚称自己从未触犯任何法令，并要求法庭出示起诉书所依凭的法条。刑事法官答称：依据的是习惯法。佩恩追问该法究竟载于何处，并讥讽道，既然名为“习惯法”，公诸于世想必绝非难事。法官反讥道，难道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还得将浩瀚的判例逐一翻阅不成？伦敦市长继而解释称，所谓习惯法乃是区别于制定法而言，凡未经许可的集会皆属非法，因其已危及公共秩序。佩恩慨然回应，称此案关乎自身“除生命之外”最重要的自由，且症结不仅在于他是否有罪，更在于起诉本身的合法性。法官冷酷打断，称即便任其盘问至次日破晓也不会多吐半字。佩恩则坚称一切全凭法理答复；他绝无藐视法庭之意，但誓要谴责法官拒不出示法律依据的行径。市长盛怒之下，下令将佩恩押往犯人围栏暂押。佩恩一路抗议不绝，将捍卫关乎自由与财产的古老法则之重任托付给在场陪审员。随后，他被强行押入羁押被告的围栏之中。
米德随即转向陪审团慷慨陈词。他直斥起诉书通篇皆是谎言堆砌，并当庭援引法学家柯克对暴动罪的界定：须有三人以上纠集，意图殴打他人、强占土地或犯下其他不法行径。法官讥诮地补全了定义的末尾几字，并语带讽刺地感谢米德当庭教授法律。米德凛然应道，自己早已不再畏惧法官之威。他在辩护伊始曾坦言，自己昔年亦曾执剑从军，但如今出于对上帝的敬畏，绝不愿伤害任何人分毫。市长厉声恐吓，称若再有冒犯便要割下他的舌头。米德从容回应，称法庭曾许诺公正审理，他所争取的不过是一名英格兰臣民理应享有的法定权利。
米德随后亦被解押至围栏内。法官向陪审团作归纳指示时，两名被告始终被隔绝在围栏深处。二人高声抗议法庭趁被告缺席暗中误导陪审团，剥夺了他们完整答辩的权利。法官反问他们人既在此处且能听闻，何谈缺席？二人仍力争发言权利；法庭最终强行终止抗辩，勒令陪审团退庭评议。
半小时后，八名陪审员先行返庭；法庭遂派人传唤其余四人。他们最初呈交的意见仅判定佩恩“在格雷斯彻奇街宣讲有罪”。法官对此极为不满，责令其退回重议。当陪审团再次步入法庭时，首席陪审员呈递了一份全员签署的书面结论：佩恩确曾在街头向集会人群宣讲或布道，但米德无罪。法庭断然拒绝采纳此份裁决。市长咬定证词已证实集会引发了骚乱，且米德从旁协助佩恩。佩恩当庭驳斥，指出制造骚乱者恰恰是那些横加阻挠之人。他进一步澄清，实因士兵封锁了聚会所的大门，信众才不得不在尽可能接近聚会所的街头暂歇。这番辩解系佩恩在庭审中的单方陈述；案卷引文并未对此提供独立的旁证。
9月3日夜，陪审团全员被断绝饮食、炉火与烛光，遭通宵扣押直至翌日开庭。待清晨复庭，首席陪审员依然坚持最初的定性，认定佩恩仅是在街头讲话有罪。市长步步紧逼：那是否属于非法集会？陪审员布谢尔坚定回应，除此前已宣读的结论外，绝不再作任何其他裁决。市长当庭痛斥其为乱党挑衅。法官继而发出死亡威胁，扬言若陪审团不交出令其满意的“明确判定”，便要将所有人活活饿死。佩恩大声提醒法庭，陪审团既已裁定米德无罪，自己便绝无可能一人构成共谋。法庭再度宣布休庭，将陪审员继续禁锢于断绝补给的绝境之中。
直至9月5日庭审，陪审团顶住极限施压，最终一致宣判佩恩与米德二人皆无罪。法庭恼羞成怒，以裁决“公然违背事实铁证”为由，对每位陪审员处以四十马克的重罚；罚金缴清之前，全员收押。佩恩据理力争，要求既然已获无罪赦免便当即恢复自由。市长却冷酷回绝，称其仍须因未缴清藐视法庭之罚金继续服刑。最终，全体陪审员与两名无罪的被告一同被铁链押往新门监狱。
纵观全案，证人虽将佩恩指认为人群的核心，却无一人能复述其宣讲的字句。里德详述了守卫遭受的踢打；匿名证人根本未曾见过米德；库克与里德对现场人数的估计亦相去甚远。陪审团断然拒绝将这些含混的口供附会为起诉书罗列的罪名。他们的坚守为审判画上了句号，却未能立刻为裁决者换来自由。在博罗的笔下，历史的定格不在于街头布道的那一瞬，而在于宣判之后的无情现实：法庭将陪审员与被告人，一同押向了同一座幽暗的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