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沃平，那些自诩受庇于“七座逃城”的亡命之徒，绝非仅仅将执达吏拒之门外便作罢。他们自立名册、互立密誓，甚至私设了一座形同儿戏的公堂。每当差役前来缉捕负债之人，狂暴的人群便会反客为主将其扣押，押至居民私选的“法官”面前，施以任何国法皆未授权的私刑。正是在这样一个私设司法、罔顾王法的法外世界中，查尔斯·鲍尔斯参与了劫夺约翰·韦斯特的暴动；也正是他那张在陪审团面前被指认为非法伪装的涂黑面孔，最终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这批避债之所沿袭了昔日的陈腐特权。史家记载，许多庇护所原本依托罗马公教会的宗教特权而立；及至特权被废除，众多债务人依然执拗地宣称，民事官吏无权涉足特定街区。萨瑟克的“旧铸币厂”便是其中恶名昭彰之地。议会终究颁布禁令，授权郡长在必要援助下强行进入执行拘票，并严惩一切企图协助逃犯脱罪之人。档案显示，此项举措在绝大多数涉案街区扼制了滥权乱象，唯独铸币厂依然负隅顽抗。
凡是冒险闯入该地的法警，动辄遭暴徒合围、殴打，甚至被拖入污秽不堪的沟渠暗巷。每当警号吹响，便有化装乔装之徒蜂拥而出，威吓前来执行公务的司法人员。待到铸币厂特权彻底遭取缔，昔日的滞留者四散奔逃，其中不少人再度深陷债务泥淖。他们非但不服从常例司法程序，反倒沆瀣一气，企图在沃平一带另立巢穴，号称“七座逃城”。据传，一位名叫桑特洛的前治安法官——此人早年被革除公职，后亦沦为逃犯及舰队街监狱的囚徒——曾协助他们谋划了这处非法法外之地。
结党者将姓名登载于巨册之上，立下誓言，矢志共同抗击执达吏。他们的行径早已不限于在家门之内阻挠抓捕，更敢强行解救被拘之人，甚至直闯扣押囚犯的官吏私宅。这伙人将负债者之间的苟合互保，演变为一种强暴的私权。他们自设审判所，传唤证人，并将执达吏传唤至案前，指控其“扰乱辖区安宁”。凡被其伪法官判为有罪者，无不遭受笞刑或种种依史料记载足以致命的残酷折磨。
鲍尔斯的生计早已陷入绝境。昔日为接济友人，他仅仅收受了一两枚几尼，便答应代为承担一笔巨额债务；不料友人违约背诺，鲍尔斯走投无路，只得逃入旧铸币厂避难。不久，他又转入沃平的新结社，而此地的暴徒在对抗公权力上走得更为极端。案卷记载，鲍尔斯正是这套私设司法的拥趸之一，屡次列席其模拟审判；随后，他更被指认为劫解韦斯特一案中最为卖力的骨干。
约翰·韦斯特此前已被法警约翰·埃灵顿缉拿归案，并被羁押于后者靠近沃平墙的住宅内。某个主日清晨，逃城党徒荷枪实弹、携佩剑、短棍及各式凶器倾巢而出。他们扑向埃灵顿的宅邸，恫吓屋内众人，强行将韦斯特掳走。他们公然宣称，此举乃是恪守结盟之誓：皆因韦斯特之名早已载入册籍，受其全伙庇护。
据编年史所载控词，鲍尔斯在突袭中身先士卒。他身着一件蓝色水手短褂，未戴帽子、假发，甚至赤身未着内衫。其面部与胸膛皆被一层秽物涂抹得焦黑，案卷称其为“煤灰与油脂的混合之物”。这场集会发生于1723年6月1日打击黑脸化装匪徒的《沃尔瑟姆黑法》生效之后。正是这双重情状——持械破门抢夺韦斯特，加之鲍尔斯诡异的装束——构成了控状的核心罪证。
在审判中，据档案记载，案件事实向陪审团呈示得确凿无疑。鲍尔斯抗辩称，自己并未有意乔装，所谓打扮纯属生计困顿所迫：他衣衫褴褛，面上的污垢亦不过是街巷泥淖所致。然而陪审团仍裁定其有罪，死刑判决随即下达。这一定罪严苛对准了《反伪装法》所明定的犯罪构成。然而在临刑前，鲍尔斯至死激烈否认自己曾出于法条所认定的犯罪蓄谋而故意涂黑面容。
他承认曾出席并协助过新铸币厂伪法庭的数次私审，但坚决否认在一名叫韦斯特伍德的执达吏遭受酷刑时担任过法官。史料亦记述了他对治安官吏的满腔怨愤，他控诉称，差役一旦将逃亡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下手极为阴狠毒辣。据称一名木匠的右臂曾被差役狠命砍斫剁烂，最终不得不截肢；另有数人伤势沉重，终身丧失劳力。鲍尔斯自己头上亦留有行刑前六周遭殴打所致的深长伤口，直至临刑之际仍未愈合。
关于“面抹黑灰”的指控，他坚称新铸币厂绝无此等流毒习俗。他承认内部曾举办过化装作乐之事，且自称曾扮作磨坊工，将脸面涂得煞白；然而，在强劫韦斯特之时，他决未以煤灰或任何手段故意隐匿容貌，所着亦不过是寻常衣物，与同党无异。尽管这番自辩未能动摇陪审团的既定裁决，却始终是他直至临终之日抗辩的核心。
鲍尔斯曾修书乞求宽宥。他在请愿书中备陈案情原委，控诉自己不过是严苛法条过度诠释的牺牲品。他更痛陈家中尚有发妻与两名幼子，且妻子腹中尚怀有第三胎。其妻携请愿书亲赴枢密院门前呈递圣上，最终却空手而归，刑判未获分毫宽减。闻得此讯，鲍尔斯自称已认命顺服，甘愿遁入安息之所，远离这扰攘而煎熬的尘世。随后他虔诚祈祷，据案卷所述，他对指控者与一众证人已无半分怨怼。
1725年1月4日，他被囚车押往沃平的绞刑架。史官特意记下一桩罕见之景：沿途观者无不心生怜悯，为之涕泪俱下。在祷告期间，鲍尔斯神情泰然。随后，他转向围观人群，再次坚白自己在强救韦斯特时绝未乔装化装。他当众指认巴克兰船长才是私审执达吏琼斯一案的审判者，而非他本人；并补充道，自己羁押期间正因这桩无端栽赃而饱受折磨虐待。
对于加诸其身的种种盗窃与扒窃罪名，他亦断然否认，直言一个将死之人断无虚妄之理。他承认将某名法警掷入水沟时，或有零星银钱从其囊中滑落，但他坚称对财物去向一无所知，亦未染指分文。对蓄谋洗劫艾萨克·蒂利亚德爵士府邸的指控，他更是自证清白。由此，鲍尔斯在承认自身于逃民团伙中犯下过失的同时，将自身行径与伪装行凶、盗窃以及入室图谋作了严格切割。
他坦言上苍对其罪孽的审判至公至义，然而国法之刑罚却过分严苛，因他自认依照定其死罪的法条本旨，自己并无当诛之罪。他最后痛陈执达吏之恶行，继而厉声呼求上帝接纳其灵魂。当日，他气绝身亡。鲍尔斯之死未能扑灭负债之徒的非法结党：史官记载，庇护亡命、抗拒拘捕的图谋在此后仍屡禁不绝。然而这个男人的凄惨终局，已然向世人昭示了当一个团伙妄图以私册、私兵与私刑公然与国家律法抗衡时，究竟要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