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6月24日，司法宫外万头攒动。法庭之内，亨丽埃特·科尔尼耶一案引得好事者与医界名流竞相驻足。数周以来，报端频传将有一纸鉴定报告厘清其精神状态。然而庭审关捩绝非止于医家派系之争：法庭必须裁定，幼童之死究竟是否出于蓄意，以及被告行事之前有无预谋。辩论终局，陪审团对前一问题判定为“是”，对后一问题判定为“否”。
亨丽埃特·科尔尼耶年方二十七岁。《法庭公报》冠以夫姓称其为“布勒东妇”，籍贯拉沙里泰，业厨，被捕时居于苗圃街。前一年11月4日，她前往贝隆夫妇寓所，彼时其幼女独在。庭审纪要载录了起诉书要旨与证人对质，依报章所录，间或直录科尔尼耶对答原辞。借此司法存卷，后人方得窥见审理崖略，虽不能等同于案卷原件，亦足见其端倪。
法庭之上，她供认曾步入贝隆家并将女童抱入怀中。当庭长盘问其究竟何时萌生杀念，其供述却进退失据、多有歧互。她先称行凶之念乃“骤然顿生”，继而改称是在步入己室之时，随后又改口承认早在取下厨刀之际便已有此念头。被问及强抱幼童之时可曾早有预谋，她断然否认。司法预审由此陷入一种两难：昭然确凿的行凶步骤，恰与被告飘忽矛盾的内心陈述剧烈抵触。
幼童之父——苗圃街的一名杂货商——出庭作证。他陈述称，当时自己正立于店铺门首，忽见女儿头颅自高处坠落于排水沟中。适有马车驶近，他赶在车轮碾轧之前将头颅抱起，置于账台之上。及至奔入内室，只见科尔尼耶枯坐床榻之侧，默然凝视残躯。报端笔墨并未铺陈伤势之惨烈，仅详记各方目击之实态：父亲之猝至、双亲之悲恸，以及被告之神情。
贝隆夫人继而陈词。她忆及此前曾见科尔尼耶抚弄幼女，叹称亦愿得一女若此。惨剧初歇，据其称，少妇曾两度向她冷语相告：“尔女已殁。”当她欲趋内室察看，科尔尼耶更警告她“将作人证”。科尔尼耶当庭辩称对此语毫无记忆。辩护律师当即出言矫正其口供时态：辩称被告所言实为将来时“您将作”，而非条件式“您或将作”。在这一字之差的微末枢机之间，陪审官已然洞悉，欲凭劫后余生的记忆碎片来复原惊魂现场的一字一句，委实何其维艰。
适才行经该街的拉克鲁瓦医生登庭证实，亲睹头颅坠地、幼童之父狂奔相接，随后亦尾随步入现场。他描述科尔尼耶神情“呆滞错愕”；及至辩方追问被告举止是否出于自主意志，医生则语带保留。他直言观察甚短，不敢妄断其精神理智之全貌。庭长严正指出，司法当局曾延请名医对被告施以长达三月的医学留观，陪审官之判断须依凭此等临床观察与庭上证词，切不可受诸报端早先之流言所惑。在此案未审先热、舆论喧嚣四起之际，此番告诫尤具深意。该报6月18日号曾刊布医务报告节本，6月25日号则续载法庭辩论与终局裁决。是故，报章纪要并非纯然中立周全之法卷，其剪裁取舍，端在耸动视听之章回；然而字里行间所保留的迟疑、勘误与存疑，却也令这场轰动一时的审判图景平添曲折。庭长命陪审官摒除先入之见，报章随后亦如实刊载庭上机锋。此种张力迫使观者审慎甄别：何者为庭审对簿之原声，何者为证人参差之追忆，何者又属记者裁量之笔触。
一众证词并未勾勒出一幅毫无龃龉的人格画像。旧主家皆称其为性情温存、抚育幼童恪尽职守之女仆。亦有旧识忆及其性情阴晴难测：时而欢欣，转瞬便陷入长默、叹惋与自怜，连其自身亦道不出缘由。有证人指称其时常扬言欲跳楼自戕；另有人忆及案发数周之前，她曾于兑换桥投河未遂。然于庭审盘诘之时，其供述之轻生因由数次更迭：时而托称惧怕天主降罪，时而又称乃为路人所阻。凡此种种追忆，仅能折射出近旁之人所见之绝望迹象，终究无法拼凑出一纸确切的过往心智诊书。
案卷之中亦载及其亲生骨肉之旧事。证人供称，她当年分娩于布尔伯产科医院，其兄长虽愿代为抚育，她仍决意将婴儿送往弃儿收容所。一位昔日雇主陈述，科尔尼耶曾流露弃子之痛，自骨肉离散之后，眉宇间更显阴郁。此等前史于庭审中被视作探究其心迹之蛛丝马迹，却委实不足以单独阐明其戕害贝隆家幼女之暴行。法庭断然拒绝将一段前尘苦难轻率指认为弑童之必然根由。
名医埃斯基罗尔、勒韦耶与阿德隆合拟之鉴定报告早于数日前公诸于世。三人曾于1826年2月25日至6月5日期间，在萨尔佩特里厄医院对科尔尼耶详加观测。就留观所得之表征而言，彼等仅见其意志消沉、思维迟缓、愁肠百结，却未查见任何足以断定其罹患全面或部分精神错乱之确据。然而医师特设关键保留：倘若司法预审能证实其在11月4日之前确有人格持久异变，则案发后之情状或可视为早前抑郁症候之沿袭。是以，医家之断语，终未敢一槌定音其行凶刹那究竟存有几分理智知觉。
登台作证之际，埃斯基罗尔被追问：一人是否可能在理智荡然无存之时，仍能熟稔精准地施行动作？医师答称临床确有此例，并援引其昔日诊治之病案相佐。辩方证人普雷萨克医生则例举数则所谓“突发性偏执狂”之案例——在当日之庭辩中，此说实属毁誉参半之医学假说。此一历史语汇绝不可等同于现代精神医学之诊断或定论：医者各执一词、学理参差，而陪审团之职责，唯在就呈案之律法条目作出裁决。
副检察长巴约力主起诉之罪名。纪要载称，高蒂埃-比奥扎与富尼耶两位辩护律师极力论证被告全无戕人之蓄意主观。呈交陪审官裁决的统合诘问，将故意杀人与预谋行凶熔于一役。陪审官就故意杀人一项裁定为“属实”，同时剔除了预谋之嫌；至于此项裁决背后之律法推演理路，报端未再深究。
陪审团闭门评议四十五分钟。复庭宣告：故意杀人罪名成立，然行凶并无预谋。法庭遂依律判处亨丽埃特·科尔尼耶终身苦役，附带游街示众并施烙刑。此裁决既非无罪开释，亦非法医学就其癫狂与否所作之定谳：司法确认其故意戕人之罪责，仅宽宥其预谋之刑责。据《法庭公报》载，闻判之时，少妇面容全无波澜；然而记事者浮于表象之旁观，终究勘不破其深锁之幽绪。
法槌落下，有关病理之激辩仍在舆论与法医学著述中喧腾不息。司法程序则已交出了自身的答卷。它依凭既定之行径、呈堂之证供，以及陪审官在“故意”与“预谋”之间划出的分寸明断。此等辨析纵使微妙如毫发，亦丝毫未减刑罚之酷烈；它毋宁揭示出，法庭辩难终究未能廓清所有迷雾。它将庭上激愤险些混为一谈的两大命题清醒剥离：她究竟做了何事，以及她此前可曾有过定计。幼童已逝，科尔尼耶伏法，法庭不得不止步于证据所能印证之边界，而无力将不可理喻的深渊化作凿凿之定论。裁决在提呈之诘问范围之内尘埃落定，医学报告则始终谨守存疑之限度。医者固然于被告羁押之后审视其形容，却单凭此举，委实无从溯原其11月4日暗昧心原的真相。法理实证与心性幽微之间的巨大裂隙，恰是此案留与后世永难弥合之悬案。